地理之学为从来作书与注书者所难。予尝谓作国语之人便不如左氏，何况其他？或者怪其说。予曰：左氏昭十一年传，「楚子城陈、蔡、不羹。」杜注云：「襄城县东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十二年传，「今我大城陈、蔡、不羹。」对曰：「是四国者，专足畏也。」杜注云：「四国：陈，蔡，二不羹。」予考之汉地理志，颖川郡有东不羹，在定陵；有西不羹，在襄城。恰列为二，杜氏之言盖是也。作国语者不通地理，认不羹为一，谓之城三国。（见楚语上）……以知左氏之作，杜氏之注，皆精于地理如此。或曰：「国语与左氏竟出二人手乎？」予曰：「先儒以其叙事互异，疑非一人。予亦偶因不羹事，颇有取其说云。」

最后，征引叶适习学记言卷十二国语总论代替我的结论：

以国语、左氏二书参校，左氏虽有全用国语文字者（伯峻案：应作「左传舆国语相同者」)，然所采（伯峻案：「所采」二字可商）仅十一而已。至齐语不复用，吴、越语则采用绝少，盖徒空文，非事实也。左氏合诸国记载成一家之言，工拙繁简自应若此。惜他书不存，无以遍观也。而汉、魏相传，乃以左氏、国语一人所为，左氏雅志未尽，故别着外传。余人为此语不足怪，若贾谊、司马迁、刘向不加订正，乃异事尔。

（八）左传在西汉的流传

左传的成书年代在公羊、谷梁之前，而在西汉却没有「立学官」。虽然没有「立学官」，但有两种传本。一种是孔壁藏本，一种是民间私传本。先说孔壁藏本。这事见于汉书楚元王交传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这封信，对学术史说，是件重要文献，可是不少人误解了，因为刘歆在这信中加了些插句。我们若用破折号把插句标出，这封信的原意便显露出来了。现在我先把移让太常博士书有关文字抄录重新标点于下：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壤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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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而未发。……或怀妬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张心澄伪书通考把这段文字读懂了。他说：

所云「得古文于坏壁之中」，卽逸礼、书及春秋左氏。下文云「皆古文旧说，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皆指此三书。故下文云「得此三事」也。因「书十六篇」之下加「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数语，以说逸礼及书（或专指书——原注）之经过，与下文「丘明所修」一语为「春秋左氏」之说明同。但「天汉……」数语较长，读者不察，以为文气已断，下文乃另一事，与孔壁无关。然下文「及春秋左氏」之「及」字，卽表示上之逸礼、书及此春秋共三书。此犹可谓舆上文「及鲁恭王」之「及」字用法同，为另一段之证。但下文「皆古文」之「皆」，明指三书。若专言春秋左氏，何来一「皆」字乎？……惟其辞颇闪烁，读者易误会。故班固汉书艺文志不言春秋左氏传出孔壁，而王充论衡言之，许慎说文叙则言春秋出孔壁，皆对歆移书读法不同之故也。

这段话说得很明白。王充论衡案书篇说：

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佚春秋二十篇，左氏传也。

这裹要说明一点，古人用对古书「佚」和「亡」有分别。「佚」就是刘歆让博士书「逸礼」的「逸」，正和论语微子篇的「逸民」，而许慎说文作「佚民」一样。逸礼和佚春秋意卽未立于学官的礼和春秋，西汉时只是公羊、谷梁得立学官，左传未得立，所以王充称左氏传为佚春秋。亡是亡失，书已无存。这是汉人用「佚」或「逸」和「亡」的区别。后人则把「佚」和「亡」混同起来，不能用以解释两汉之书。孔子壁中所发现的左传，司马迁曾采以作史记，吴世家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司马迁所说「春秋古文」，就是这壁中书。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也曾论及此事。到刘向、刘歆整理古书时，在中秘书（意卽皇家图书馆）发现这书，更加重视。刘向作说苑、新序和列女传，采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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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左传故事和文字，足为坚强的证据。刘歆尤其爱好左传，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可以看出。刘向父子一家人喜爱左传，见于马总意林所引桓谭新论：

刘子改、子骏，子骏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重左氏，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

王充论衡案书篇也说：

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

子政是向之字，子骏是歆之字。足见父子和其全家都熟读左传。自然，孔壁中的左传是用作者当时文字，所谓「古文」写的。刘氏全家要诵读它，不能不改写为汉代通行的隶书。这是左传孔壁本的下落。

左传还有民门传读本，上文已经说过。就是在战国末年，不但韩非子采用了不少左传文字，就是陷害韩非的李斯，也用左传。他在上韩王书说：「且臣闻之，『唇亡则齿寒』。」（附见韩非子存韩篇）这明明是用左传僖公五年文。至于西汉，引用左传者不胜数，刘师培左盦集有左氏学行于西汉考，可惜引用并不完备。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说：「盖当高帝之时，故汉廷谟诰，皆引其（左传）文。」可见左传自成书后一直有诵读引用者。至于其传授、训诂，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曾经采择两汉有关记载，加以叙述。吴承仕为之疏证。下文所引括号内的都是吴承仕疏证文字：

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魏文侯相），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楚太傅），椒传赵人虞卿（赵相），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汉丞相、北平侯），苍传洛阳贾谊（长沙王太傅），谊传至其孙嘉，嘉传赵人贯公（汉书云，贾谊授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贯公传其少子长卿（荡阴令），长卿傅京兆尹张敞（字子高，河东平阳人，徙杜陵）及侍御史张禹。禹数为御史大夫萧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荐禹，征待诏。未及问，会病死。禹传尹更始，更始传其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字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护授苍梧陈钦（字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汉书儒林传云：「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始刘歆（字子骏，向之子，王莽国师）从尹咸及翟方进受左氏（哀帝时，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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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凤、王龚欲立左氏，为师丹所奏，不果。平帝时始得立），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下略）

左传作者不是左丘明，但它的作者传给曾申，再传给吴起，未尝没有可能。曾申是曾参的次子（见礼记檀弓上），曾参和他父亲曾点（也叫曾皙）先后作孔丘学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曾参「少孔子四十六岁」，那么，孔丘死时，曾参年二十七。假若曾申为曾参晚年所生儿子，孟子公孙丑下说鲁缪公尊礼贤人，其中有子思，子思为孔丘孙，曾申为曾点孙。鲁缪公立于公元前四○七年，死于前三七六年，当时左传已经写成，曾申得到作者传授，是完全可能的。韩非子和氏篇说：「悼王行之朞年而薨矣，吴起枝解于楚。」楚悼王死于公元前三八一年，吴起卽死于此年，接受左传的传授也是可能的。而且说苑建本篇曾载「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子自是吴起，不久便由魏至楚。魏武侯卽位于公元前三九五年，死于公元前三七○年，那么，吴起接受左传的传授，很可能在去楚以前。关于西汉时左传的传授，汉书有更多的证据。刘歆一方面得到孔壁本左传，又从尹咸和翟方进学习民间私传本左传，甚至两本并没有什么歧异，于是两种本子合为一了。

（九）从左传看春秋时代

西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说是封建社会。郭沫若在青铜时代、奴隶制时代诸书中，则认为：「依据史记，把绝对的年代定在周元王元年，卽公元前四七五年。在这之前的春秋作为奴隶社会的末期，在这之后的战国作为封建制的初期。」(奴隶制时代一九七三年版第四十页）李亚农则说：「中国古代的奴隶制，从周宣王的时代起，开始转入封建制。」（西周与东周，一九五六年上海版一一五页）

我认为，从春秋左传等书考察，奴隶制和封建制的交替，在各国间是不平衡的；卽在同一国家中，也未必能一刀截。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必然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渡。到农业生产者——当时主要的生产者——不再是奴隶或者农奴，而是佃农、雇农或者自耕农，上层建筑也有相适应的变革，这个过渡才算完成。

以鲁国而论，宣公十五年，卽公元前五九四年，宣布「初税亩」。按田亩抽税，便是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以前是，如诗小雅北山所咏「溥天之下，莫非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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