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恐怕资治通鉴卷帙太多,内容太富,晚年又节缩着通鉴举要历八十卷(此书已不存)。由此足见司马光于资治通鉴实曾通读并加工。左传作者虽然取材也多,但仅二百五十五年,全书除春秋经外,不过十八万字左右。纵使当时写作条件艰难,也不如司马光有皇帝支持,公家供给,而未始不可以一人成书。从注中可以知道,后人所谓刘歆等增益者(如南宋林栗说:「左传凡言『君子曰』是刘歆之辞」),都不可信。我们应该重视的,是左传的成书年代。
(六)左传成书年代
研究左传成书年代,前人也曾用过力量,获得一定的成绩。可惜每每只用一种方法,没有从内及外,更没有搜集正反两方面数据来解决矛盾,导致作出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我的这篇考证,对于前人研究成果有所取,也有所不取。但不是由于不合己意而不取,仅仅由于它缺乏科学性和逻辑推理不足而不取。就是符合己意的,也因此而不用。因为用了它,反而不能够取信读者。
论断左传成书年代,首先要引崔述洙泗考信余录∶
战国之文恣横,而左传文平易简直,颇近论语及戴记之曲礼、檀弓诸篇,绝不类战国时文,何况于秦?襄、昭之际,文词繁芜,远过文、宣以前;而定、哀间反略,率多有事无词,哀公之末事亦不备,此必定、哀之时,纪载之书行于世者尚少故尔。然则作书之时,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
崔述这些一话,有封有不对,现在不加讨论。但他推定左传作书之时,上距定公、哀公不远,下也不会在战国后。虽然此段时间相距很长,但作为第一位认真探讨左传成书年代的学者,其结论还是值得重视的。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
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着八篇,为虞氏春秋。
司马迁上文所谓春秋,实指左传,前人已有定论,现在不再重复。读者参考近人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司马迁所称春秋系指左传考也足以了如指掌。不然,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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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最多不过一万八千字,为什么「为王不能尽观」?春秋和左传近二十万字,才「为王不能尽观」。孔颖达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疏中引刘向别录也说:
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
别录的二种抄撮,就是司马迁的铎氏微和虞氏春秋。汉书艺文志有铎氏微三篇,班固自注说:「楚太傅铎椒也。」又有虞氏微传二篇,班固自注说:「赵相虞卿。」那么,铎椒、虞卿节录左传成书,不但武帝时司马迁看过,刘向、刘歆整理西汉末皇家藏书时,并曾整理过,这是十分可信的。而且,战国策楚策四并有下列一段文字:
虞卿谓春申君曰:「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
「于安思危」二语,实际就是对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引意。古人引书,一般不拘泥于文字,只是大意相同便够。
铎椒为楚威王太傅,因作这书。楚威王元年为公元前三二九年,末年为前三二九年,铎椒作铎氏微或抄撮,不出这十一年之间,足见战国时代的上层人物都喜爱左传。虞卿的年代大概在公元前三○五——前二三五年。从这以后征引左传的更多。刘师培羣经大义相通论中有左传荀子相通论,其中虽不免有附会之处,但荀子征引左传,实无可疑。现在仅举二条为例。荀子大略篇:
送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礼也。
这和隐元年传「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基本相同。而且荀卿还怕后人误会尸体为未经入棺之尸,又加以「柩」字表明它,足见这是荀卿引左传,不是左传用荀子。又致士篇说:
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
襄公二十六年传也有此文:
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
两者只有几个字的差别,所以卢文弨说荀子致士篇「此数语全本左传」。
其后战国策(如魏策三用僖公二年和五年左传,称左传为春秋)、吕氏春秋、韩非子无不征引左传文字。吕氏春秋、韩非子二书征引尤多。刘师培有详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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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读左札记。至于西汉,从汉高祖赐韩王信书用左传哀十六年语以至淮南子、贾谊新书,文帝作诏书(见史记文帝纪二年),武帝制令(见史记三王世家并索隐)也曾征引左传;司马迁作史记,征引更多。其后哀帝封册(见汉书王嘉传)以至刘向作说苑、新序、列女传,都用左传故事。左传从成书一直到今天,流行于世,未曾断绝。
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二七九年)汲郡人不准盗掘魏国古墓,发现不少竹简古书。其中有一种叫师春的,据晋书束皙传和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后序说,完全抄录左传的卜筮事,连上下次第及其文义都和左传相同。杜预和束皙都认为「师春」是抄集者人名。师春不知何年代人,但汲郡魏墓很多人说是魏襄王(就是孟子粱惠王上的梁襄王)墓。墓中另一种书叫竹书纪年,纪载魏史只到今王二十年。今王就是魏襄王,当时还活着,在王位,所以称为「今王」。魏襄王在位二十三年死去,那么,师春的抄集左传卜筮事至迟在魏昭王元年以前,卽公元前二九五年以前。左传在战国的流行更获得实物证明。虽然师春其书已不存在,而杜预、束皙二人是亲自看到那批竹简才记述下来的。以上只是证明左传在战国时卽已流行,还不能肯定左传成书于何年。自然,成书在流行以前。
顾炎武日知录卷四有左氏不必尽信条,说:
昔人所言兴亡祸福之故不必尽验。左氏但记其信而有征者尔,而亦不尽信也。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至于孝公,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其后始皇遂并天下。季札闻齐风以为国未可量,乃不久而篡于陈氏;闻郑风以为其先亡乎,而郑至三家分晋之后始灭于韩。浑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灭于宋王偃,在诸姬为最后;僖三十一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而卫至秦二世元年始废,历四百二十一年。是左氏所记之言亦不尽信也。
后人因此,认为左传作者每每借他人之口作预言。预言被证实的,是作者所亲见的;预言不灵验的,是作者所未及闻见的。由此可以测定左传成书年代。预言不灵验的,主要有下列诸项。
一、文公六年传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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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史记秦本纪说:「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这是秦孝公以前的情况,也是左传作者所见到的「不复东征」的情况。然而自秦孝公卽位「于是乃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獂王。二年,天子致胙」,这是左传作者所不及见的。这时已是公元前三六○年。
二、庄公二十二年传说:「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末又说:「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陈成子专姜齐之政,正是左传筮者之言「此其代陈有国乎」。当时晏婴也私自对晋国叔向说「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昭公三年传)。然而不能肯定陈成子之曾孙太公和竟托人向周王请求,立他为齐侯。所以卜辞只说「八世之后,莫之与京」;不言十世之后,为侯代姜。昭公八年传史赵的话也仅说陈之「继守将在齐,其兆既存矣」。就是当时人多看到陈氏有代齐的苗头,是否果真代齐为侯为王,谁都未敢作此预言。田和为齐侯在公元前三八四年,这是左传作者所未及知道的。
哀公十五年还有一段纪载:
秋,齐陈讙如楚,迥卫。仲由见之,曰:「天或者以陈氏为斧斤,既斲丧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终飨之,亦不可知也。」(下略)
子路对齐国前途的推测,还不及晏婴的肯定。他肯定姜齐的被陈氏斲丧,这是当时人所共见的,却是否终为陈氏所享有,或者另外钻出第三者(他人)攫取果实,都在「不可知」之列。由此表明,左传作者未及见到陈氏篡齐。
三、宣公三年传:「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这裹有个问题:周的世数和年数,应从文王计算起,还是从武王灭纣后算起,还是根据遣段文字从成王定鼎算起。我认为,「成王定鼎于郏鄏」,只是说明卜世卜年的时间和背景,而卜世卜年应该包括周王朝所传之世、所得之年,至迟应该从武王计算起。晋书裴楷传说:「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数多少。」也是从西晋初开国计算起,正和成王卜世相类。汉书律历志说:「周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岁。」西周自武王至幽王共十二王,但年数多少则各说不同。史记匈奴传说自武王伐纣至犬戎杀幽王凡四百余年。这说得最长。史记周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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