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上，公、谷写在帛上；二则先秦书一般用简，汉代丝业较发达，大都用帛和纸，由此可以证明左氏古经是先秦物，公、谷是汉代才写定的。史记吴世家说，「予读古之春秋」云云，据下文，司马迁所读「古之春秋」就是中秘书所藏的古文写的春秋左氏传。

公羊、谷梁因为都写于汉代，自用汉代通行文字，所以称为今文。左传一则出于屋壁，二则传于民间，未得立学官。在西汉哀帝时，刘歆力争，而被「今文家」所否定。否定理由之一，是「左氏不传春秋」。

左传是否传春秋，只有就左传本身来考察。上文征引过桓谭新论的话，「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裹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户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反过来，若有传无经，也有许多费解处，还有更多史事阙文。先举费解的例子。

成十七年经云：「夏，公会尹子、单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邾人伐郑。」传云：「公会尹武公、单襄公及诸侯伐郑，自戏童至于曲洧。」传仅云「诸侯」，若没有经所纪载的「晋侯、齐侯」等，离开经，不知道「诸侯」是哪些国君。同样，襄十年经云：「春，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会吴于柤。」襄十年传云：「春，会于柤，会吴子寿梦也。」（下略）若没有经文，谁知道哪些人在柤地相会。桓谭说，经不能离开左传，其实，左传也不能离开春秋经。不过左傅的解经，不像公羊和谷梁。据汉书艺文志，春秋家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现存董仲舒春秋繁露，也足以窥见公羊学说之一斑。何休公羊解诂和唐人徐彦的疏都曾采用或征引严彭祖、颜安乐的遗说，有所谓「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缺」之义（详见公羊传「隐公第一」徐彦疏），现在看来，不是穿凿附会，便是迂腐迷信。试想，用春秋来判断诉讼，来救旱、止雨，难道不是愚蠢之至么？清代凌曙是通人，他着有公羊礼疏。他在公羊礼疏序中批评汉人讲公羊者说：「公羊至汉，始着竹帛。邹、夹无传，严、颜最盛。然是非不明，句读亦失。」无怪乎北史儒林传说：「其公羊、谷梁二传，儒者多不措怀。」隋书艺文志也讲过：「晋时公羊、谷梁，但试读文，而不能达其义。」谷梁传大多同于公羊，所以前人以两传并论。清人陈立作公羊义琉、钟文烝作谷梁补注，近人柯劭忞还专用「九旨」为全书纲领作春秋谷梁传注。这些书，我都读过，真是越读越胡涂。不是这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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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胡涂，我认为是公羊传、谷梁传本身胡涂。柯劭忞纵然费尽苦心，不惜改动原文，使他通顺，但究竟是「可怜无补费精神」。

左传直接解释经文的话比较少，但基本上是必要的。如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左传不像公羊传，把「元年」、「春」、「王」、「正月」、先截成几段，加以无谓的解释，又综合起来，从词的顺序加以臆测。左传仅说：「不书卽位，摄也。」所以司马迁作史记，在鲁世家中，用左传，而不用公羊和谷梁。没有必要，左传不但对经文不加任何解释，而且连春秋经本文都不写。所以左传有不少的无传之经。杜预很懂得左传体例，假若经文和传文相类，如文公元年传「夏四月丁巳，葬僖公」，和春秋「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好像无所增加和说明，而杜预却注云：「传皆不虚载经文。」那么，为什么这里「虚载经文」呢？杜预认为后文「穆伯如齐始聘焉……」这条传文应在「葬僖公」下，就是孔颖达疏所说的「既葬除丧，卽成君之吉位也」。我则认为这是表示下一传文「王使毛伯卫来锡公命。叔孙得臣如周拜」。若不写僖公已葬，周王既不能使人锡命，文公也不得接受，并且使人答谢。正如宣十年经「公孙归父帅师伐邾，取绎」。传仅云：「师伐邾，取绎。」实际为下文「冬，子家如齐，伐邾故也」作伏笔。因为最初春秋自春秋，左传自左传，各自为书，古人叫「别本单行」。把春秋经文和左传分年合并，杜预春秋序自认是他自己「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若在经、传未合并以前，作传者于与其他传文有关之经，不能不也写一笔。这不叫「虚载」。

左伟还有时把几条相关的经文，合并写成一传，如僖公三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己卯晋侯重耳卒」，三十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癸巳，葬晋文公」，一共四条经文，左传写成一传，不过今本左传因三十二年和三十三年之间，插入经文，因而隔断，文气实际是相联的。这又是左传一种条例。

左传有更多的无经之传。因此鲁史官虽然未必记载那事入春秋，而左传作者却认为不能不写出来。读者随时可以发现，不再举例。这又是左传一种条例。

左传有和经矛盾的，一般是左传对经的纠正，如昭公八年左传说「夏四月辛亥，哀公（陈哀公）缢」，辛亥为四月二十日，而经文作「辛丑」，则为初十日，两者相差十天。孔琉说：「经、传异者，多是传实经虚。」就是传文实在，经文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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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又如一般日食，传文不述。可是襄公二十七年经「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传文却作「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按今法推算，这是当时公历十月十三日之日全蚀，丁亥朔日应在十一月，日食也应在十一月。经写成「十二月」是错误的。作左传者大概掌握了更可靠的史料，才写这一条传文，以纠正经文。但他自己并不懂历法，说什么「辰在申」等等外行话。但他所掌握的日食日期的资料是比春秋还可靠的。

总而言之，公羊传、谷梁传，不是空话，便是怪话，极少具体的有价值的历史数据。但偶然发现一两点全经体例，为汉人所重视，所抄袭，甚至加以附会。这种地方，还应该加以表彰和说明。

如公羊传宣公十八年说：

甲戌，楚子旅卒。何以不书葬？吴、楚之君不书葬，辟（避）其号也。

礼记坊记因而附会说：

子云：气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春秋不称楚、越之王丧。」

郑玄注说：

楚、越之君僭号称王。不称其丧，谓不书葬也。春秋传曰：「吴、楚之君不书葬，辟（避）其僭号也。」

我对春秋全部经文作过各种统计，以书「葬」而论，除葬周王、鲁君、鲁国夫人、鲁国女公子以外，外国之君书「葬」的，一共八十四次，还不算定公四年经的「葬刘文公」，因为刘文公是周王室大臣，并非诸侯。当然也有不书葬的，如左传成公十年云，「冬，葬晋景公」，春秋经，卽鲁史官便不书。据左传的解释是鲁成公亲去送葬，而其他诸侯没有一人亲自去的，鲁人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不但不记载鲁成公去晋国，甚至连晋景公的葬也不写。可见非鲁国诸侯的葬，由于各种原因，鲁国太史不纪载的不少。吴、楚、越三国国君自称王，若写他们的葬，一定要出现「葬某某王」诸字，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书「葬楚康王」。这便违反坊记所说「土无二王」的原则了。春秋全经的确没有写过楚、吴、越君之葬，公羊加以总结，成为全经义例，还是有道理、有参考价值的。

谷梁传也总结一条经例，也为坊记所窃取、附会。谷梁哀公十二年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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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讳取同姓也。

坊记因而说：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以此坊民，鲁春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

其实，这事论语述而篇有记载：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左传也有类似说明：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书姓。

同姓不婚，虽是周礼，「犹秉周礼」的鲁国也不遵守，各国早不理会了。晋献公以骊姬为夫人，晋文公的母亲也姓姬，郑国叔詹公开地说：「晋公子，姬出也。」（僖二十三年传）正如齐国的卢蒲癸娶同宗女为妻，别人说他：「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卢蒲癸答说：「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坊记虽然窃取论语和谷梁传，并假托孔子的话来加说明，实是「孟子」之称，在她为昭公夫人时便已如此，鲁国国君先和宋国通婚，桓公以后，多和齐国通婚，到昭公才和吴国通婚。可能这是第一次和同姓女子通婚，鲁又是著名的遵守周礼的国家，才羞羞答答地不敢直称「吴姬」，改称「吴孟子」。鲁太史写其「卒」，连「吴」字都去掉，因为吴为太伯之后，自然也姓姬，存一「吴」字，还是表明同姓通婚，所以仅写「孟子卒」。谷梁传这一总结，并没有多少意义，只是表明鲁国一些人的保守观念而已。

除此之外，公羊、谷梁两传也偶有说得对的。如庄公七年经「夜中，星陨（公羊作「霣」，同。）如雨」，二传解「如」字便作像字解，和恒星雨天象符合。左传解「如」为「而」说成是「与雨偕」，便错解了。

然而左传以具体史实来说明或者补正以至订正经文。行文简劲流畅，自东汉以后更为盛行，自魏晋以后便压倒公羊、谷梁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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