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由于彝器和古代文物不断地发现，很多能和春秋相印证。这在本书注中引用不少，也就不重复。

又其次，两晋以至唐宋人所引用的竹书纪年，也有能和春秋相印证的，本书注中都加引用，然而所引不多。为什么呢？雷学淇于竹书纪年义证卷三十一「八年晋文公卒」条说：

纪年为晋、魏之史记，其原本录晋、魏之事必详。宋初传本止记其异于左氏经、传者，以备稽核；其同者则不录。而唐以前诸书征引又皆取春秋经、传，而不引纪年。故纪年之同于经、传者多不传于后。如文公之霸业，纪年岂有不详记者，而今皆不见，卽此之故。若史通惑经篇、唐书刘贶传所引，皆其仅存者矣。

我认为这话有一定道理。也足以说明春秋之可信。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后序说：

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其纪年篇……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法也。……略举数条，以明国史皆承告。

刘知几史通惑经篇也说：

观汲冢所记（即竹书纪年）皆舆鲁史符同。

这些都是确凿证据。一则证明春秋史料的可信；二则证明孔子未曾修，更未曾作春秋。

第二，为什么说它不完备呢？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古代史官纪事本来简略，宣公二年，晋灵公被赵穿所杀，其中有一段经过，而晋太史仅仅写「赵盾弑其君」五个字，鲁太史才根据通报写作「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弒其君夷皋」。而于具体情况，一字不写。而且实际杀晋灵公的是赵穿，为什么太史归罪于赵盾呢？这一道理，春秋也不曾提及。同样，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杀掉齐庄公，其中经过更为曲折，也有丑事，而齐国太史也仅仅写「崔杼弑其君」五个字。鲁国史官才根据齐国通告，补上被杀日期和齐君之名，写为「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光」。我们再用古本竹书纪年相对，如桓公十八年齐人杀郑国之君子亹，竹书纪年也仅仅写「郑杀其君某」六个字。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后序论纪年说：「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可见这样简略的记事，是当时各国太史的通例。

13

这种大线条的画笔，连个轮廓都不完全，无怪乎桓谭新论（此书已佚，严可均全后汉文有辑本）说：

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这话完全正确。如庄公二十六年经「曹杀其大夫」、僖公二十五年经「宋杀其大夫」，两条都没有傅来说明补充，则杀者是谁，被杀者又是谁，为什么被杀，其经过如何，一概无法知道。杜预作注，也只得说「其事则未闻」。

以上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春秋记事，可能本不完备，又加上后来抄写有遗漏，因之有不少地方使人难以理解。

以日蚀为例，在春秋自隐公至哀公二百四十二年间，日蚀在鲁都可见到的在六十次以上，春秋纪载仅一半。那一半就没纪载。纵使日蚀那天逢密云或大雨，其中有日全蚀，就是密云大雨，也不至于不知是日蚀，可见失记的不少。据孟子离娄下，孟轲说：「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那么，在孟子时代，已经知道推算冬至、夏至的方法，不论那种推算方法是否完全正确，总之，能求其所以然，便有一套推算术。对于日蚀，春秋史官是不是也知其所以然，而有推算术呢？如果说没有，那么，僖公十五年的那次日偏食，日月合朔在凌晨四时四十一分，日复圆在五点多，接近六点，而鲁都曲阜要到七点钟才见到日出，日蚀在日出以前，鲁国境内人都见不到，又如何能够写入春秋的呢？当时秦国地处西偏，日出晚于曲阜一个多小时，是否由于秦国见到日蚀通报各国，而鲁史加以记载呢？这个问题，很难解答。若说有一定的推算术，不但文献无征，而且就当时文化水平论，连冬至常常有误测，更谈不上推算日蚀了。何况既有推算日蚀术，哪能漏掉一半而不加纪载呢?

春秋失纪的不仅一雨件事，再略举出几点。

春秋历鲁国十二公，除闵公外，其余在位年数，隐公虽仅十一年，而摄位时年已长大，其余十公，长者三十多年，短者如定公十五年，然而他是昭公之弟，卽位至少在三十二岁以上。这些鲁公，总有不少女儿出嫁。但春秋载鲁女出嫁的仅仅七次，可见遣略未纪的很多。尤为明显的，如宣十六年书「秋，郯伯姬来归」，她回娘家纪载，她出嫁为什么不纪载呢？成公五年书「春王正月，杞权姬来归」，

14

也不写其出嫁。当然，这两个女子，都是被夫家抛弃而回娘家，但她们出嫁时，怎么能知道她们将被离弃而不书呢？如果说，本是写了的，因其被弃，史官便删去了。那么，难道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仅有不到十个女公子出嫁吗？

春秋之时，周室固然已经衰落，但名义尚存，所以僖公二十五年载狐偃向晋文公说：「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晋文公由此称霸。而鲁为周室之最亲近者，并且齐国仲孙湫说鲁国「犹秉周礼」，「鲁不弃周礼」(见闵元年传）。既然鲁国还实行周代礼制、礼节，为什么二百四十二年间，春秋书鲁大夫到京师去的仅仅七次，聘问者仅仅二次呢？可见一定有漏载的。

其余明显失载的也不少。如昭公十八年，邾人入鄅。十九年，宋公伐邾，尽归鄅俘。由此可以知道鄅国并未被灭亡。哀公三年，鲁城启阳。启阳卽是鄅国。三传屡说春秋「重地也」(公羊传襄二十一年，又昭公五年)，重地故也（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而鄅国为鲁所有，为什么春秋不载一笔呢？到今天一直还不明白鄅国是哪年并于鲁，用什么方法并于鲁。又如宣公十年传说：「凡诸侯之大夫违，告于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庙，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则告，不然，则否。」然而文公六年经书「晋狐射姑出奔狄」，那么，狐射姑应该曾经来鲁，作为「玉帛之使者」，但是经和传都不曾记载。总而言之，春秋失载的事不少，拿辑本竹书纪年来看，就有若干条为春秋所无，也应属于失载之列。

至于春秋是否有传写脱漏，从古今所载春秋字数的差距来看，未尝无此可能。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张晏说，春秋一万八千字。公羊传昭公十二年「其词则丘有罪焉耳」下徐彦疏引春秋说也谎「春秋一万八千字」。王观国学林却说：「今世所传春秋经，一万六千五百余字。」李焘为谢畴作春秋古经序说：「张晏云春秋万八千字，误也。今细数之，更缺一千四百二十八字。」张晏为曹魏时人，王观国和李焘都为南宋初时人。假若张晏的「万八千字」的数字可靠，则相隔九百年光景，春秋便漏抄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据汪伋十三经纪字，依清乾隆甲寅（一七九四年）刻本，春秋为一万六千五百十二字，较之李焘所细数，又少了六十字。辗转抄刻，字数难免有脱落。试想，春秋一条，多则二十余字，少则几个字；而自张晏以来，几乎少了一千五百字，至少是脱了一百多条，是不是可以说，这也是造成春秋不完备原因之一。

15

公扈子曰：「春秋，国之鉴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见说苑建本篇）董仲舒春秋繁露灭国上篇说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淮南子主术训更明白地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其后司马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刘向于所上封事（见汉书楚元王传）无不如此说。而按之春秋，实际都不够此数，也不知道汉人传说是这样，而不论春秋实际纪载；还是汉人所见春秋，远比今日所传春秋为多。所以我说，春秋所存史料并不完备。左传虽然增补了些，卽「无经之传」，但还远远不够，春秋二百四十多年间的史实，有不少是失传了。

（四）春秋和三传

汉书艺文志：「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班固于「经十一卷」下自注：「公羊、谷梁二家。」那么，春秋古经就是左氏传的经，因为它原来是古代文字写的，所以称它为「古经」。可能它以鲁国一公为一篇，鲁国十二公，所以它为十二篇。至于公羊经和谷梁经，是到汉朝才写定的。艺文志说公羊和谷梁于战国「末世口说流行」，公羊传何休序徐彦疏引戴弘公羊序说公羊「至汉景帝时，寿（公羊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母子都着于竹帛」，则公羊写于西汉有明文可据。四库全书据要直定公羊传为公羊寿所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谷梁写定年代，虽然没有明文，但从艺文志及其内容看，也在西汉。要知道「十二篇」和「十一卷」，主要分别不在数字「十二」和「十一」；十二篇（十二公各一篇）、十一卷（或者以闵公仅二年，与庄公合为一卷），而在于「篇」和「卷」。汉人用此两字，大有分别。篇指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的，每简很窄，可写二十多字到一百多（据武威庆氏礼汉简，木简容字多，竹简容字少），用素丝或青丝编联为篇。若写在帛素上，则容字多，可能加轴卷起来，所以称卷。汉书艺文志有篇有卷，篇指竹简、木简书，卷指帛书。另外还有纸本书，不过到今天未曾发现过实物。纸不能长久保存，自然不可能还有二千年以上的纸书存在。虽无实物，当时有纸书，不能否定。另外还有石本；如汉石经，只存残石。长沙马王堆三号墓所发现的帛书，不曾用轴，也不卷，而是折迭成方块，置于盒中。那是殉葬物，应属特例。现在回到本题。艺文志于春秋古经用「篇」计，于公羊、谷梁经用「卷」计，一则可见古经写在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