榖梁经也写道：
庚子，孔子生。
而左氏经却没有这一条。二是公羊和谷梁经、传写到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左氏经却继续写到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传不但写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出走至越国，而且还大略叙述了赵襄子和韩、魏二家共同灭亡智伯，这是春秋以后几年的事了。由于三种春秋传授本，二种纪载「孔子生」、一种纪载「孔丘卒」，左传还记载了鲁哀公吊唁孔丘之辞，又加上孔丘学生手贡的评论。就从这个现象看，不能说春秋和孔丘没有关系。
首先提出春秋是孔丘所修的，是左传作者。僖公二十八年说：
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日：『天王狩于河阳。』」
根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所引竹书纪年，纪年作「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既没有以臣召君的文字，不知鲁史原先怎样叙述的。从史记晋世家「孔子读史记（当卽鲁春秋或者晋乘）至文公，日：『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那么，今本「天王狩于河阳」，司马迁便以为孔子所读原文如此。纪年记载和春秋不同，纪年是以晋和魏为主的史书，自然可能和鲁史不一样。但左传强调春秋为孔丘所修，不止一次。又如成公十四年传说：
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这君子之口的圣人，卽是孔丘，犹如公羊的「君子」。公羊庄公七年传说：
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日：「星霣如雨。」何以书？记异也。
这是公元前六八七年三月十六日所发生的流星雨现象，并且是世界上最古的天琴流星雨纪事。那么「星霣（亦作「陨」）如雨」是纪实。流星雨也有不曾达到地面而消灭的现象，那是西汉成帝永始二年，卽公元前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天琴流星雨，卽公羊传所谓不修春秋「雨星不及地尺而复」，而不是公元前六八七年的流星雨。公羊传作者认为有所谓不修春秋，大概就是鲁国史官所纪载的原本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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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孔丘曾经修改它，便是今日的春秋。公羊所谓「君子修之」，王充论衡艺增篇和说日篇都说：「君子者，孔子。」这是一语破的。孟子滕文公下更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左传和公羊传只说孔丘「修」春秋，孟子竟说孔丘「作」春秋，越说越远。孔丘自己说过「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孟轲硬说他「作春秋」，岂不和孔圣人自己的话矛盾吗?
我认为庄子齐物论是庄周自己的笔墨。他也说：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
庄周这裹所谓「圣人」指的是孔丘。天下篇也是庄周自己写的，他又说：「春秋以道名分。」细玩庄周的文字，似乎也肯定春秋有孔丘的思想意识，卽有孔丘的笔墨。不过只「议」而不「辩」，目的在「经世先王之志」而「道名分」。 那么，孔丘在什么时代修或者作春秋呢？史记孔子世家列之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以后，而且说：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
如果这话可信，孔丘作春秋，动机起于获麟。而孔丘于二年后即病逝。以古代简策的繁重，笔写刀削，成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书，过了七十岁的老翁，仅用两年的时间，（据第一节所引春秋说，仅用半年的时间。）未必能完成这艰巨任务罢。同样是司马迁做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却说：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
这一段话又和孔子世家相矛盾。世家记孔丘到周王朝，在孔丘三十岁以前，其后未载再去周室。孔丘三十岁以前去周室，在鲁昭公之世，如何能作春秋至哀公之世？论语是专记孔丘和他门下弟子言行的书，却没有一个字提到春秋，更不曾说孔丘修或作过春秋。论语中记载孔丘读过易，而且引用过诗和书，并且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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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那么，他确实整理过诗经的雅和颂的篇章。他若写了或者修了春秋，这比整理雅、颂篇章贡献还大，为什么他和他学生都一字不提呢？
春秋经文记载二百四十二年的大事，在鲁国经历十二个君主，尤其是当时形势经过很大的变化。春秋为鲁国史书，又不晓得经过若干人的手笔。这些史官（当时叫太史）一方面不得不适应当时的形势，一方面也有他自己的观点和文风，这在春秋经文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下文将举例证明。如果孔丘果真修或作了春秋，为什么不把文风统一，尤其不把体例统一呢？
以形势论，春秋初期，黄河下流诸国比较富强，而郑国以为王卿士之故，称强称霸，甚至和周桓王相战而获胜。不久，齐桓称霸，楚也日见强盛，宋襄争霸未成。秦穆霸西戎而晋文、晋襄久霸中原。这是一变。晋国政出多门，吴国突起，越又灭吴。这是后期形势。因之，鲁史纪事便有不同体例，在注中都曾注出。现在我略举出几条：
一、隐、桓二公时，若不是鲁国之卿大夫，无论盟会、征伐都不写卿大夫之名。庄公二十二年春秋「及齐高傒盟于防」，这是和外国卿结盟写出他姓名的开始。文公八年春秋经「公子遂会晋赵盾盟于衡雍」，这是盟会鲁国和鲁以外之国卿都写上姓名的开始。
二、征伐，非鲁大夫书名（写出姓名），详隐公二．九注。 三、诸侯书某人，详隐公一○．二注。 四、书「帅师」见文公三．七注。
五、楚国君，春秋在文公九年以前都称「楚人」，文公九年一则书「楚人（实是楚穆王）伐郑」，一则书「楚子使椒来聘」，书「楚人」「楚子」同在一年。宣公五年以后就都书「楚子」。而且楚大夫书名，也从「使椒来聘」开始，椒是鬬椒，却不写他的姓氏。
孔颖达疏说：「推寻经文，自庄公以上诸弑君者皆不书氏，闵公以下皆书氏，亦足以明时史之异同，非仲尼所皆贬也。」(见隐四年经、庄十二年经、文九年经孔疏。文九年疏「亦」下衍「不」字，应依校勘记删正。）孔颖达说「时史有同异，非仲尼所皆贬」，这是确有心得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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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孔颖达有这论点，其他人也有相类似或者更进一步的看法。前文曾征引赵汸的看法，「王」字并不是孔丘的特笔。陆粲也征引金文，认为：
今世所传古器物铭，往往有称「王月」者，如周仲称父鼎铭则「王五月」、父己鼎铭则「王九月」，敔",铭则「王十月」，是周之时凡月皆称「王」，不独正月也。商钟铭曰「惟正月王春吉日」，又曰「惟王夹钟春吉月、是三代之时皆然，亦不独周矣。以为立法创制裁自圣（孔丘）心者，殆未考于此耶?
彝器铭文标年月时有「王」字，在现今传世古器物中可以得到证明。而且这「王」字有不同意义，如芈伯敦（王国维观堂别集补遗羌伯敦跋读芈为羌）云「唯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口公征眉敖」云云，彔伯■敦云「唯王正月，辰在庚寅，王若曰：『彔伯■！",自厥祖考有劳于周邦」云云，这种「王」字，是指周王，卽周王所颁历法之年月，绝不是如公羊传所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叔夷钟铭云「唯王五月，长在戊寅，师于淄涶」云云，齐子仲姜镈（杨树达先生积微居金文说改称",堇命镈）「唯王五月初吉丁亥」云云，也是表明齐用周历。至于楚王熊章钟铭之「唯王五十有六祀」，此「王」乃楚惠王自称，器亦战国时器。楚王頵钟铭云：「唯王正月初吉丁，楚主頵自作铃钟」云云，楚王頵卽楚成王，文元年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可证。则春秋时，楚所铸器物，铭文之「王」，是楚王自称，楚自用楚历，非周王之历，由此两器可以断言。我而且怀疑晋姜鼎铭之「唯王九月乙亥」之「王」也不是周王。晋姜乃姜姓女嫁于晋国者。铭有「勿废文侯頵（显）命、文侯就是晋文侯仇，周平王东迁得到他的大力支持，现存尚书文侯之命足以为证。晋用夏正，不得称「王九月」，则「王九月」之「王」是指晋侯。王国维观堂别集补遗有古诸侯称王说，举芈伯敦、彔伯■敦盖等彝器为证，而不知楚之称王，明见左传，彝器中亦有之。晋器亦有称王的。足见公羊传所谓「大一统」之说只是秦汉大一统后想象之辞而已。
公羊传昭公十二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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