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驻屯户”仍有深厚的依存关系，没有夷人的支持和帮助，驻屯户要在云南屯垦戍边几乎是不可能的，大姓一般还与夷帅结成“遑耶”（婚姻）关系，用联姻的方式与夷帅结成联盟[23]。就是在“汉户”和“夷户”的互动磨合中，云南的汉族移民在中原王朝衰微的时期，出现了“夷化”的趋向。及至两晋南北朝之时，爨氏独霸南中，其统领的居民成为“爨人”。[24](P372～375)“爨人”的出现，正是云南汉代至南北朝汉族移民“夷化”的标志。此后，汉族在云南“夷化”的趋势不断延续，到隋唐之时，迁入云南的汉族，起初穿上衣下裳，女子钗布裙衫的汉服，后来融于白蛮乌蛮之中，男子挽髻，女人披发，皆衣牛羊皮。这种服饰延续到元、明、清都无大的变化。[25](P181～182)正如《蛮书》卷4所记：“铁桥（今大理）裳人，本汉人也??初袭汉服，后稍参诸戎风俗，迄今但以朝霞缠头。”

又如唐代和亲随从人员的“夷化”也是一例。与吐蕃和亲最典型的是太宗时嫁与松赞干布的文成公主。她的随从就有“蚕种及造酒、碾、硝、纸、墨之匠”[26](P5222)。文成公主的随从有多少人文献中没有记载，但至今藏族民间传说：“远从汉族地区，来了后公主。把五千五百名工匠，带到咱们藏土。给西藏地区工艺，打开了发展门户。”[27]可见文成公主的随从起码有几千人。正是文成公主这些工匠随从与藏族的互动磨合，一方面给藏族以影响，另一方面他们也被藏族“夷化”了。故唐代岭南诗人陈陶的诗云：“黠虏生擒未有涯，黑山营中识龙蛇。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蕃风似汉家。”[28]可见这些数以千计的工匠随从，随着历史的沧桑都“夷化”为吐蕃人了。

再如宋代之时，东北地区金初汉族移民的“夷化”也是一例。当时女真族的统治者，强迫汉族移民穿女真人的衣服，留女真人的发型，甚至规定“髡发不如式者，杀之”[29]。在这种背景下，也由于汉人和女真移民接触的增多，“民亦

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30]，女真人的服饰和发式逐渐在北方汉人中流行开来。范成大说，中原汉人胡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河）已北皆然，而京师（指北宋京城开封）尤甚，惟妇人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绝少，多绾髻，贵人家即用珠珑璁冒之，谓之方髻”。另一名南宋诗人刘克庄的笔下也说：“大梁宫中设毡屋，大梁少年胡结束。”[31]陆游赋诗记在北方看见的一次歌舞演出时亦云：“上源驿中槌画鼓，汉使作客胡作主。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32]均反映了金初汉族移民“夷化”的真实情境。

在汉族“夷化”的过程中，是自宋元以后，尤其明清之时，中国少数民族在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中，不少汉族移民在“夷化”中成为近现代少数民族的祖源之一。回族的形成是一个典型，13世纪初年，约当南宋末叶，自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到1258年旭烈兀攻陷巴格达，蒙古贵族先后征服了葱岭以西，黑海以东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被征服各族，或由于军事、政治、经济的原因，或出于被迫征调和自愿，纷纷随蒙古军来到中国，一说有二三百万人，一说有数十万人，其中包括军士、工匠、商人、学者、贵族和妇孺百姓等。他们被统称为“西域亲军”或“回回军”。在回回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回回军被蒙古人编入“探马赤军”，主要分驻在甘肃河西、宁夏、河南、山东、河北一带以及云南等地镇守屯田，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即“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33]。1273年，元世祖下令：“操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于是，除一部分回回人聚居在一起，仍过着兵农合一的生活，被称为“屯戍”人户外，大部分回回军士在社的编制下，成为普通农民，他们或聚居，或杂居，与当地的汉族形成杂居格局。这样，经过自南宋末年到元亡，约150年的发展，定居在中国各地的回回，主要与当地的汉族，以及蒙古、维吾尔等民族的融合，到明代时已形成为回族。[34](P145)

此外，西北的土族、撒拉族、保安族、裕固族，西南的白族、阿昌族，中南的壮族、仫佬族、毛南族等少数民族在其形成过程中都有汉族成分融入。[34～35]

在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第二个大趋势中，虽然民族互化是双向的，有“用夏变于夷者”的汉化，也有“夏变于夷者”的夷化，但是历史是有选择的，在汉化与夷化的博弈中，由于人口、历史、地理、文化、经济、政治的种种因素所致，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第二个大趋势最终选择了以汉化为主流。仅说在这个大趋势中所出现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和宋辽夏金元时期两次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融合的潮流，就是在这两个民族大融合潮流的席卷下，隋唐时期的汉族，已不再是过去的汉族，而是融合北方的匈奴、鲜卑、乌丸、氐、羌，以及南方部分蛮、俚、僚、傒等民族和族群的新汉族，人口得到了极大的增长，从汉代的5900余万人，发展到唐代前期达8000万至9000万人之间。[36](P213)而明清时期的汉族，又不再是过去的汉族，而是融合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的新汉族，汉族人口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人口到明万历二十八年（1601年）达1.5亿[13](P459)，及至清道光三十年（1851年）已达4亿以上。[13](P515)汉化终于成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第二个大趋势的主流。

中国民族关系发展以汉化为主流大趋势到以满族入主中原，建立中央政权的清帝国发展到了顶峰。1644年，清军入关后，满汉两族经过“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流血的冲突，在近200年的互动磨合中，满汉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即从冲突转向融合，满族也不可避免地顺着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开始汉化。到了清帝国开国一百多年后的乾隆时，包括语言文字、宗教习俗和思想信仰等在内的满文化日渐式微，日益汉化，满族兵丁与贵族宗室“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俗”[37](P181)，“不学习清语，俱说汉话”[37](P183)；原来信

仰萨满教的满族也尊崇佛教；满姓改汉姓更是风行一时。据专家研究，从1924年到1949年，短短20余年，旗人就如水银泻地，几乎一下子消失无遗。(13) 试想，在清代260多年的历史中，汉族作为被统治民族，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暴力强制同化统治之下，不但没有被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夷化”，反而把满族汉化了，这是何等力量所使？原因当然有很多，传统的看法是由于汉族的经济和文化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所以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即“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38](P70)。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所吸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39](P222)这当然是一条重要的原因，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大趋势的使然应该也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因。

于是，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第二个大趋势，从公元前206年汉帝国的建立到1911年清帝国的灭亡，也历时两千余年，终于从民族互化走向以汉化为主流而告结束。

（三）第三个阶段大趋势：从以汉化为主流转向中华民族认同

从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国开始，直到当下，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是从以汉化为主流转向中华民族认同。

这时，为什么运行两千多年的中国民族关系发展以民族互化走向以汉化为主流的大趋势转向？换句话说，是什么力量扭转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大趋势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