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自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弊不通，言语不达”[14]的西边羌戎首领驹支，在驳斥晋国大臣范宣子不让驹支参加会盟的攻击后，“赋《青绳》而退”[14]。《青绳》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诗中有“恺恺君子，无信谗言”一句。驹支在此引这句诗对范宣子十分有针对性，故“宣子辞焉，使即事于会，成恺悌也”[14]。即范宣子自觉失言，连忙赔罪，请驹支去参加盟会，以顾全自己恺悌君子的名声。可见戎族驹支不仅会讲“华”语，并且能赋《诗经》以达意，表现了相当的文化水平，这又说明诸戎在与晋的长期交往中，也被卷入春秋族群互动融合的激流之中了。

这样，在整个周王朝之内，无论东西南北，所有的民族或族群几乎都被卷入春秋战国时期民族或族群多元融合的激流之中，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民族或族群多元融合的洪流。这时，中国民族关系从多元融合走向华夏一体的标志，是被称为“诸夏”[15]的华夏族在中华大地上的横空出世。《左传》中关于“诸夏”的记载颇多，所谓“诸夏”实际上反映了春秋时民族或族群多元融合的复杂。这时作为“诸夏”的族群主要有姬姓的鲁、蔡、曹、卫、晋、郑、燕，姜姓的齐、许、申、吕，子姓的宋，姒姓的陈等。及至战国时期，经过春秋时期的诸侯混战，到战国初期形成“战国七雄”，由齐、燕、赵、楚、秦五大族群构建了华夏族。除此之外，还有宋、鲁、卫、中山、越、巴、蜀等中小族群。

但是，曾几何时，秦始皇雄才大略，从边缘走向中心，一举统一天下，实行“书同文字”、“堕名城”、“治驰道”、“车同轨”、“行同伦”的大一统政策，使多元融合而形成的华夏族从分散走向统一，开始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于是，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第一个大趋势，从公元前2070年夏王朝的崛起，到公元前206年秦的统一，历时两千余年，终于从多元起源，经多元融合，走向华夏一体

而告结束。

（二）第二个阶段大趋势：从民族互化到汉化成为民族融合的主流

从两汉到清代，中国民族关系的大趋势是从民族互化到汉化成为民族融合的主流。

在中国民族关系的大趋势从多元融合走向华夏一体而告结束之时，中国的民族结构并没有形成华夏一体一统天下的格局，而仍然是多民族或多族群共存的态势。

国势强盛的汉帝国，是华夏族转化发展为汉族的一个拐点。在汉帝国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粤南粤，与周边族群进行空前频繁的各种交往活动中，其他民族或族群称汉帝国的军队为“汉军”，汉帝国的使者为“汉使”，汉帝国的人为“汉人”。于是，汉帝国之名“汉”遂被称呼为华夏族之名，汉族之名自汉帝国始称。这时，与先秦时期最大的不同是形成了人口占多数的汉族与人口较少的其他少数民族共存的二元结构。

如两汉之时是汉族与北方草原的匈奴、鲜卑，东北的夫余、高句丽、乌桓，西北的羌族、西域诸族，西南的西南夷、板楯蛮，中南和东南的武陵蛮、俚、僚及乌浒蛮等少数民族共存的二元结构。

又如隋唐之时是汉族与北方草原的突厥、薛延陀、回纥、黠戛斯，东北的契丹、奚、靺鞨、室韦，西北的吐谷浑及西域诸国，西南的吐蕃、乌蛮、白蛮、和蛮、锅锉蛮、闽濮，中南的柯蛮、东谢蛮、西赵蛮、西原蛮、南平僚和高山族等

少数民族共存的二元结构。

再如明代是汉族与北方的蒙古族，东北的女真族、“索伦部”（今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的统称），西北的畏吾尔、回回等，西南中南的西蕃（即西番，元明史籍对青藏地区少数民族的泛称，多为今日藏族的祖先）、壮、瑶、苗、黎、东番（高山）、土家、罗罗（彝）、仲家（布依）、水、侗、仫佬、民家（白）、百夷（又称摆夷，今傣族）、么些（纳西）、哈瓦（又称嘎喇、古剌，今佤族）、毛难（毛南）、攸乐（基诺）、京、畲、倮黑（拉祜）、俅人（独龙）、巴苴（普米）、山头（又称“野人”，景颇）等少数民族共存的二元结构。

在这种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存的二元结构中，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是从民族互化到汉化成为民族融合的主流。

所谓民族互化，就是在民族互动、磨合、整合和认同中，既有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也有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的汉化趋势，即孟子所说“用夏变于夷者”[16]，在从两汉到清前期（1864年前）的两千余年中不胜枚举，如东汉末年，匈奴人迁入八郡之地，特别是曹操分匈奴为五部之后，世代以游牧为生的匈奴人逐渐定居务农了。《三国志?魏志?梁习传》在叙述了匈奴壮丁经过改编调发之后，“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百姓布野，勤劝农桑”。匈奴人与汉人杂居愈久，则接受汉文化也愈深。魏晋以后，匈奴人都改用汉姓，用汉语了。如前赵称汉王的刘渊，就以上党儒生崔游为师，学习《易》、《诗》、《书》三经，尤好《春秋左氏传》及孙、吴兵法，并博览《史记》、《汉书》等汉族文化史籍经典。

又如魏晋南北朝时期，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禁止鲜卑落后风俗，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改服汉服，不准穿本族服装，改鲜卑二字、三字复姓为汉语单姓，本人即改姓“元”氏；禁说鲜卑话，改说汉语。凡此措施，使鲜卑人迅速地汉化了。

再如宋代的契丹族本来在大漠之间“畜牧畂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17]。但是在汉族的影响下，阿保机除“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18]外，还“为城郭官室之制于漠北”[19]，并正居臣，定名分，设置州县，改用汉姓(12)，改变契丹族旧有的统治方式。阿保机于神州三年（916年）下诏建孔子庙，“皇太子春秋释莫”[20]。道宗本人则经常请人讲解四书五经，并不避夷、狄之讳。在生活习俗上也多吸收和继承汉族的风俗，不仅一般情况下喜服汉服，兴宗后大礼时也服汉服了[21]。并仿汉俗过端午节、重阳节。契丹族民谣，“垂杨寄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南婆，我这里嫁个契丹”[22]，都表明在民族融合的大潮之中，契丹族与汉族之间结为秦晋之好，民族壁垒最顽固的部分被打破了，契丹族也就逐渐汉化而成为汉族的一部分。

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的少数民族化的趋势，即“夏变于夷者”的“夷化”，在从两汉到清前期（1864年前）的两千余年中也不胜枚举。

如云南的“爨人”就是一例。汉代之时，云南主要的居民是“夷人”。汉帝国在云南设置郡县的同时，不断以屯垦戍边等方式向云南移民。汉族移民与当地土著的“夷人”，分别建立“汉户”和“夷户”。“夷户”由“夷帅”统领，“汉户”则由帝国派往云南的命官管辖称为“驻屯户”。直到汉晋时期，在云南虽然有代表王朝的太守、移民中的“豪族大姓”、土著夷人的首领“夷帅”，但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