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可能引发骚乱。

目击者报告说，当时有100名妇女，包括一名国民大会委员。她们拒绝离开，于是警官扯下她们的标语，并对她们棒打拳击。

与此相反，姆波戈女士通常受到恩布市男士们的热烈欢迎，许多人说现在很高兴议会选择了她。

如今，捐助团体正式给恩布市的若干项目提供了资金。 在市中心建起了一个新市场。 医院新增添了有200个床位的产房。

为几十个流浪街头、无家可归的孩子建起了集体宿舍。

姆波戈女士对这个市场和医院感到特别自豪，因为“它们对妇女有很大的影响”。

在现在的市场上，数以百计的人在遮阳伞下摆卖果蔬。一个卖柠檬的妇女说她喜欢新市长。

“我感觉如果碰到问题，我可以到她的办公室去找她，”她说。 “以前的市长呼来喝去，好像是个皇帝，他并不想听我的问题。”

旁边，有个男人说他发觉姆波戈女士带来了一种清新的变化。

“我厌倦了男人，”看着自己那一大堆洋葱，他说。

“他们只会许诺，但没有实际的东西。只要她能不断带来我们所需的东西，她就行。”

人人都觉得福利救济对象是在骗人。

当我认识的许多坐轮椅的人面临与宠物猫分吃生猫食的窘境时，都会向福利机构多骗取几美元。为了能领到一点额外的福利款，

他们告诉政府说他们实际上少拿了200美元的养老金， 或告诉社会工作者，说房东又将房租涨了100 美元。

我选择了过一种完全诚实的生活，

因此我不会那样做，而是四处找活，揽些画漫画的活。 我甚至还告诉福利机构我赚了多少钱！

哦，私下里领一笔钱当然对我挺有吸引力，

但即使我挡不住这种诱惑，我投稿的那些大杂志也不会去给自己惹麻烦。 他们会保留我的记录，而这些记录会直接进入政府的电脑。 真是态度鲜明，毫不含糊。

作为一名福利救济对象，我必须在社会工作者面前卑躬屈膝。

社会工作者心里知道，许多救济对象在欺骗他们，因此他们觉得，作为补偿，他们有权让救济对象向他们点头哈腰。我并不是故意感到忿忿不平。

大多数社会工作者刚开始时都是些大学毕业生，有理想，而且思想开明。

可是，在这个实际上是要人撒谎的体制里干了几年后，他们就变得与那个叫“苏珊娜”的人一样了──一个穿运动短裤的侦探。

去年圣诞节过后不久，苏珊娜到我家来了解情况，看到墙上贴着新的宣传画， 便想知道：“你从哪儿弄到钱来买这些？”

“从朋友和家人那儿。”

“那么，你最好要张收据，真的，你接受任何捐献或礼物都要报告。”

她这是在暗示我：得哀求她了。 但是我却将她顶了回去。

“那天在马路上有人给我一根烟，我也得报告吗？”

“对不起，卡拉汉先生，可是规定不是我制订的。”

苏珊娜试图就修理轮椅的问题训斥我。由于福利部门不愿意花钱好好地修理，所以它总是坏。 “您是知道的，卡拉汉先生，我听说您的那辆轮椅比一般人用得多得多。”

我当然用得多，

我是个工作很积极的人，又不是植物人。

我住在闹市区附近，可以坐着轮椅到处走走。

我真想知道如果她突然摔坏臀部，不得不爬着去上班时，会是什么感受。

政府削减福利开支已经导致许多人挨饿受苦，我只是其中之一。

但它对脊柱伤残的人的影响更为突出：政府已经不管我们的轮椅了。

每次我的轮椅出问题，掉了螺丝，需要换个新轴承，或刹车不灵时，我都打电话给苏珊娜，但每次都要挨训。

她最后总会说：“好吧，如果今天我能抽出时间的话，我会找医务人员的。”

她该通知医务人员，由医务人员来确认问题确实存在， 然后打电话给各家轮椅维修公司，拿到最低的报价。 接着医务人员就通知州政府的福利总部，

他们再花几天时间考虑这件事。而这期间我只能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最后，如果我幸运的话，他们会给我回电话，同意维修。

当福利部门获悉我画漫画赚钱时，苏珊娜就开始每两个星期“拜访”我一次，而不再是每两个月一次了。

她寻遍每个角落，想找出我未上报的电器，或者是女仆、烤炉里的烤猪、停在房后新买的直升飞机什么的。

她从来都是一无所获，但最后我总要填厚厚的一叠表格，说明每一分钱的来历。

如何逐渐脱离福利照顾，这在法律条款中没有明确规定。 我是一个独立的生意人，正在慢慢建立起自己的市场。

要脱离福利救济，一下子每月挣2, 000美元是不可能的。但我很想自己负担部分生活费用，不必在每次需要为轮椅买点配件时都去尴尬地求人。

真需要有一位律师来捍卫福利救济对象的权利，因为这一福利体制不仅容易使福利提供者滥用权力，也很容易使救济对象滥用权力。

前几天，由于药剂师说我使用的医疗用品超出常量，于是福利部门派苏珊娜到我的住所调查。 我确实多用了，因为外科手术中切的排尿孔的大小改变了，尿袋的连接处发生渗漏。

她正做着记录，我家的电话铃响了。

苏珊娜接听了电话，是一位州议员打来的，这使她慌了一下。

数以千计像我这样的福利救济对象，如果允许的话，可以慢慢地负担自己的一部分甚至全部生活费用，对此，我要不要在州政府的委员会里尝试着做点儿什么呢？

还用说吗？我当然要！ 总有一天，像我这样的福利救济对象将在一种新的福利制度下过上好日子，这种制度不会千方百计证明福利救济对象在欺骗，而是要鼓励他们自立。

他们将能自由地、毫无愧疚、毫不担忧地发挥他们的才干，或拥有一份稳定的好工作。

已经是下午很晚了，我们驻曼谷公司的主席分配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在第二天陪一位重要的中国客商去泰国北部的旅游点。

我眼睛瞪着桌子，心里直冒火。

桌上成堆的文件足以证明，尽管我一周七天都在工作，可还有大量的工作等着我去做。 我真不知道如何才能把这些活儿赶出来。

第二天早晨，坐了一个小时飞机后，我们与其他数百名游客一起游览了一些景点。他们大多

数都带着相机，满载着小礼物。

我仍记得那天挤在密集的人群中，心里很恼火。

当天晚上我和这位中国伙伴一起坐上了旅游包车去吃晚饭、看表演。那场表演我以前看过很多次了。

他跟其他游客聊着天，我则在黑暗中跟一位坐在我前面的男士说些应酬的话。他是位比利时人，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我开始感到奇怪，为什么他的头一动不动地保持着一个古怪的角度，好像在祷告一样。 后来我才恍然大悟， 他是位盲人。

我身后有人打开了灯，我看到了他浓密的银发，还有方正有力的下巴。 他的双眼里似乎有一层白膜。

“我吃饭时能坐在您的旁边吗？”他问道。 “我很想您能把看到的向我略作介绍。”

“我很乐意，”我回答说。

我的客人与几位新交的朋友径直走进了餐馆，

我和这位盲人跟了进去。

我用手搀着他的肘部给他领路，但他昂首挺胸地前行，没有丝毫的犹豫或佝偻，好像是他在给我带路。

我们找了一张靠近舞台的桌子，

他要了半升啤酒，我则要了一杯葡萄汽水。

我们等着上饮料时，这位盲人说：“我们西方人听起来这首乐曲似乎变调了，但还是挺有魅力的，您能描述一下奏乐的人吗？”

我并没注意到舞台那头的五个人，他们在奏着演出的开场乐曲。 “他们盘着腿坐在小地毯上，身着宽松的白色棉布衬衫和肥大的黑裤，腰系染成鲜红色的布带。

他们中三个是年轻小伙子，还有一位中年乐手和一位老年乐手。

他们中一个击鼓，另一个奏着木制的弦乐器，另外三个用琴弓拉着一种类似小提琴但要小一些的乐器。”

光线暗下来，盲人问：“那些游客们都长什么模样？”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肤色、体形、个头也都不同，简直就是一个不同种族人的大聚会，”我低声说。

我把声音压得更低，凑近他的耳朵说话，他也热切地把头靠过来。 从来没有人如此强烈地想听我讲话。

“离我们很近的是一位日本老妇人，”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