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对公司最有价值的贡献是什么,是知识还是判断力? 我说是判断力。
不管知识面有多宽,如果得不到应用,就毫无用处。
而知识的应用需要判断力,判断力涉及某种第六感觉──思维的高度运用。
这就提出了关于现今企业界人士最佳培训课程的有趣问题。
正如丹尼尔·戈尔曼在他的新书《情感智能》中所说,最新的科研结果似乎表明,在一个适应能力对生存很关键的年代,聪明但缺乏灵活性的人并不具备这种能力。
《时代周刊》最近的封面故事列举了目前关于智能的一些看法,报道说:“新的人脑研究表明,衡量人的智能的真正尺度可能是情感,而不是智商。”
《时代周刊》称之为“情商”的情感智能的根本意义可从企业管理专家卡伦·波尔斯顿的话中窥见一斑:“顾客对企业说‘我可不在乎是否你的每个员工都毕业于哈佛,我只愿意与能理解我、尊重我的企业打交道。’”
如果说市场的进化发展所造成的压力使得情商,而不是智商,成为企业走向成功的通行证,那么,人们可能很希望懂得如何培养情商。
我有个小小的建议:积极进行自我训练,努力提高以下四项适应性技能:
提高意识程度。
我把这看作是思考时有意独辟蹊径。
这是指注意自己感受到什么,在想什么,摆脱过去带给自己的种种限制。 尽可能多地注意思考时的自己,以此来提高意识程度。
要习惯性地注意自己的情感,问问自己是在面对还是在逃避事实。
利用想象。
这是奥运会滑雪赛手在进入起跑门之前所做的。
他们闭上眼,摆动身体,在头脑中先把整个滑雪道过一遍,这能提高他们在实际比赛中的表现。
我们也可以这样做,每天留出时间来带着激情想象一番自己想要获得的成就。
反复考虑各种事件,并对它们做出最富创意的反应。
两千年前的一位希腊哲学家说过,重要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我们对事件的看法,他说的正是此意。
每当发生重要事情时,要尽可能从多方面去看问题,甚至作异乎寻常的理解, 然后照着最有利于自己理想的那种理解去做。
综合考虑他人的看法。
大脑研究表明,人们对外界的看法受到遗传基因及个人经历的局限。 学会吸纳他人有用的观点是一种扩大自己见识的方式。
下次如果有人对某件事与你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对某个有争议的政治事件,停下来想想这其实是生活阅历使然,应把它看作一种感知能力的馈赠。
习惯的力量──确切说就是头脑里已建立的思维方式──会妨碍你操练这些技能。 然而要坚持下去,因为它们是以对思维机制的认识为基础的。
人脑的容量在生命开始的最初六个月增长了一倍,
到四岁时又增长一倍,其后大脑的容量迅速发展,直到性成熟为止。
人体有大约1000亿个神经细胞,每一次经历都会激发脑部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实际上影响着我们的感知。
我们现在知道,思维活动并不局限在脑部,而是遍布于全身的细胞中。 是的,我们的确是在用心、用脑、用肌肉、用血液和骨骼来思考。
我们的青少年阶段有一个为期三周的关键时期,此时脑部的化学反应活动一分为二。 完成了这一变化,正如国内一位重要的大脑研究人员所说,我们“对外界的看法”就“在生理上定型了”。 他说任何两个人都不可能对外界有完全一样的看法。
个人的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人们对外界的理解都不相同。
然而,他说,人们对外界的看法不仅有可能改变,而且实际上比克服药物依赖性还容易。 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训练。 因此我们推荐了上述做法。
这并不是像MBA那样的课程。 但最新的研究似乎表明,缺乏情感成熟和自我了解这一软件单靠纯学术性的培训这一硬件是没有用的。
luck.
人们发现,通过观察四岁的孩子怎样处理一块糖,科学家可以预测其未来。 研究人员将孩子们一个一个地请进一间普通房间,开始了小小的折磨。 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可以现在就吃这块糖,
但是如果你们等一会儿,等我从外面回来,你们就可以吃两块糖。 说完他就走了。
一些孩子等研究人员一走就一把抓过糖来吃。
另一些孩子等候了几分钟,但还是忍不住吃了糖。 还有一些孩子下决心等下去。
他们或蒙上眼睛,或低头不看,或自己唱歌,或玩游戏,甚至还睡着了。 研究人员回来之后,把这些孩子经过努力赢得的糖果给了他们。 然后等着他们长大,再来看看科学的结论。
到这些孩子上高中时,引人注目的事发生了。 对这些孩子的家长和教师所作的调查发现,那些四岁时就能克制自己,坚持等到第二块糖的孩子长大后通常有较强的适应力,更合群,更富有进取心、自信心,也更可靠。 那些老早就经不住诱惑的孩子更容易变得孤独,容易受挫,缺乏灵活性。 他们受不了压力,逃避挑战。
我们说到出众的才华,就会想到爱因斯坦,那个有生命的、穿着不配对袜子的思考机器。 在我们想象中,取得卓越成就的人一出生就注定会不平凡。
可是你该想想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天赋在一些人身上显露出来,而在另一些人身上却消退下去。
这就是糖块实验要说明的问题。
看来耐心等待收益的能力是重要的技巧,这说明,逻辑性的思考战胜了不负责任的思考。 简言之,这是情感智能的体现,
而这是在智力测试里表现不出来的。
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科学家们一直重视大脑这个具体之物和思维这个无形之物,而把情感这一纷乱的力量留给诗人去谈论。
但大脑研究理论就是无法解释我们最想弄清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人似乎就是有过上好日子的才能;为什么班里最聪明的孩子很可能最终并不是最富有的;为什么我们几乎仅凭第一眼印象就喜欢有些人,而对另一些人则信不过;为什么有些人面对困难仍能保持乐观,而另一些人则坚持不住,沉沦下去。
一句话,思维或精神的何种素质决定人的成功?
“情感智能”一词是研究人员五年前创造出来的,用以描绘人的一些素质,诸如对自身感觉的了解,对他人感觉的体恤,以及“调节情感以更好地生活”的能力。 由于丹尼尔·戈尔曼的新书《情感智能》,这一概念很快会成为国内谈论的话题,为方便起见简称之为“情商”。 戈尔曼将他花了10年工夫研究的头脑怎样处理情感的结果汇聚成书。 在书的封面上,他说他的目标就是要重新定义聪明到底是什么。
他的理论是:要预测人的成功,智商所衡量的大脑能力实际上远不如曾被看作“性格”的心智的素质重要。
乍一看来,此说并无新意。
它与情感掌控头脑的说法一样并无创见。
人们常说“我气得无法思考”。
“与人交往的技巧”非常有用,此说也并不令人吃惊,这等于说与人为善是对的。 但如果事情就那么简单,这本书就不会引起那么大的关注,它的含义也不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论了。
这决不是抽象的调查。
戈尔曼在寻找方法恢复“大街上的彬彬有礼,社区生活中的互相关心”。
他认为这处处都用得上,如公司该如何决定聘用什么人,夫妇该如何提高婚姻延续的可能性,父母该如何培养孩子,学校该如何教育孩子等等。
当街头团伙取代了家庭环境,当校园辱骂导致了械斗,当半数以上的婚姻以离婚收场,当这个国家死去的孩子大多死于父母之手,而这样的父母却大都说他们是想规范孩子的行为,要他们不要挡着电视,不要大哭不休,当发生了这些现象时,就意味着需要进行基本的情感教育。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产生了争论。
尽管在这一较新领域里很多研究人员对情感问题终于得到认真对待而感到高兴,他们也担心像情商这样一个方便的概念会被误用。 “人们的情感是多种多样的,”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杰罗姆·凯根说, “有些人能很好地处理愤怒,但却对付不了恐惧。 有些人无法承受欢乐。 因此应区别看待每一种情感。” 情商不是智商的对立。
一些人有幸两者都很高,一些人则两者都很低。 研究人员想要弄清的是两者是如何共同起作用的;举例说,一个人应付压力的能力是如何影响他集中精力和运用智力的。
在成功的诸要素中,研究人员现在普遍认为智商约起20%的作用,其余则取决于从社会地位到运气等各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