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电视问政”成功的原因探析

摘要：武汉“电视问政”节目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不管是从收视率，还是从社会效益来看，它都是成功的。本文力图在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对这次“电视问政”节目进行剖析，对武汉“电视问政”节目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对所评估结果的原因做探究分析。

关键词：电视问政 策划 角色 内容

2011年5月30日，武汉市治庸问责优化环境领导小组召开“十大突出问题”承诺整改新闻发布会，14家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就整改工作郑重作出承诺：“三个月见明显成效，半年有根本性好转。”为检验前一阶段各单位整改践诺情况，由武汉市优化办、市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了“2011电视问政活动”。活动围绕“兑现承诺优化环境一让交通更顺畅、让环境更美好、让窗口更明亮、让城市更和谐”的主题，分四场举行，每场讨论其中一个分主题。从11月22日到25日，“十个突出问题”的承诺单位负责人相继走进电视演播厅，以直播的形式集体接受市民代表和特约评论员的现场提问与评议。

一、对武汉“电视问政”节目的评估

所谓节目评估，“是指电视台为提高节目质量、传播效果和经营效率，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标准，采用量化方式，对节目传播所产生的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内的各种直接或间接效果(以及某些

致效因素)所进行的评定和估算”。作为社会主义体制而非商业体制下的电视台，毫无疑问，在我们的评估体系中，除了要有与经济效益密切相关的收视率指标外，还要有若干能够反映社会效益的指标参与其中。那么，怎么进行评估?具体到武汉“电视问政”这个电视节目，本文认为可以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其他媒体的围观与评价等三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从经济效益来看。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电视节目评估采用的是收视率指标的单一淘汰制”。这虽然将日常节目的收视率数据反馈，与阶段性的多指标综合性节目评估混为一谈，但是却很清楚地说明了在对经济效益的考察中收视率的重要性。收视率是一定时段内收看某一节目的人数占观众总人数的百分比，能够直接说明电视节目受观众关注的程度。收视率作为一项数字指数，与专家领导的主管评价不同，它是客观存在。因此，评估武汉“电视问政”的成功与否，节目收视率应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据央视索福瑞调查结果显示，武汉第一场直播问政播出后，其收视率就高过了该台黄金时段的热播电视剧。接下来的几场，收视率更是一路走高。不少市民尤其是公务员多了一条“见面语”：“昨晚的电视问政看了没?”

其次，从社会效益来看。节目播出后，对社会有没有产生影响?有什么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往往比经济效益更有价值，在节目评估体系中的分量更重。一般来说，对社会效

益考察的指标包括领导意见、影响力、舆论引导力、群众满意程度、主流价值观、公益性等方面的因素。所以我们可以据此评价武汉“电视问政”节目的社会效益：其一，领导意见，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说，问政的效果比他预计得要好，“是因为我们在动真格的。问政现场上对政府部门的评价，都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而不是站在官员的角度。”其二，群众的满意度，广大网友在汉网论坛发帖指出“官员不作秀，群众不当托”，“专家再也不‘打圆场’”，不少市民在接受访问中表示从这个活动中“看到了武汉的真诚和勇气，体会到政府对老百姓的情怀”，认为这个节目“确确实实在为老百姓服务”等。其三，影响力。在电视直播中反映出的困扰老百姓多时的问题，如出租车乱收费、“墙裂漏水”等，在经问政曝光后，有关部门往往在第一时间内表示重视并在很短时间内着手解决处理，再如在节目中凸显的协管吃拿问题，在11月27日《长江商报》便发表《吃拿卡要的协管员被辞退街道办分管副主任就地免职》，这足以说明这档节目影响力之大。

再次，从媒体反应来看。虽然同行媒体的评价不是评估节目的主要标准，但是可以作为参看的资料，对“电视问政”进行第三方评估。近年来，在各省市级新闻媒体中，都开辟了“中央媒体看料地”的栏目，并且这一栏目成为对所报道活动评价的重要标准之一。所以，在评估武汉“电视问政”活动时，我们有必要看看中央媒体是怎么评价的。11月24日新华网文章《“电视问政”不留情面，问题

整改立见分晓》指出“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犀利问题接连抛出，没有虚话套话，不满和批评直截了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在《新闻纵横》栏目发布消息，“一边是市民与媒体的咄咄追问，一边是政府部门负责人如坐针毡，这是昨晚湖北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现场直播中的场面。”1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多些“电视问政”的良性互动》指出：“‘电视问政’可能会问出干部一身汗、一脸窘，但更会让他们看到问题、感知责任、激发动力，也会唤起百姓的参政议政热情”。从这报道和评论中不难看出，对于这次武汉“电视问政”活动，中央媒体持肯定态度。 总言之，无论是从电视节目的收视率情况来看，还是政府和民间对活动的反响状况来看，抑或是从中央媒体的评价来看，这次武汉“电视问政”活动都可以说是成功的。 二、武汉“电视问政”成功原因的探讨

美国传播学家罗杰斯在《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中写道：“任何涉入一条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它来自何方，为什么这样流淌?”武汉“电视问政”活动不管是从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来看，都可以说是成功的，它不仅把问责风暴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提高行政办公的质量和效率，而且赢得了素来就相互竞争、相互排斥的媒体同行的围观与赞许，更成为广大市民街头巷议和网络论坛的热点。那么，它是如何成功的呢? (一)策划成功

新闻策划是新闻报道的主体遵循事务发展和新闻报道的基本规律，围绕一定的目标，对已占有的信息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着眼现实，发掘已知，预测未来，制定和实施相应政策和策略，以求最佳效果的创造性的策划活动。采编人员对新闻业务活动进行有创意的谋划和设计，目的是更好地配置和利用新闻资源。随着受众需求的日益增多和丰富，随着媒体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市场化，近几年，电视策划炙手可热，很多成功的电视节目，将功劳的大半都归功于策划，这是因为新闻策划的积极作用正在凸显其威力。首先，新闻策划有利于获得最佳效益，“投入和产出是经济学的概念，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就叫高效益，搞新闻报道策划也是这样”，其直接目的就是要多出精品、多出佳作；其次，新闻策划有利于挖掘新闻资源，一般来说，新闻策划是多人的集体创作，集中了集体的智慧，能够在不引人注目的新闻线索群中发掘“价值昂贵的珍宝”和“带着露珠的鲜花”；再次，新闻策划有利于打造品牌栏目，纵观这些年来，

获得中国新闻奖的节目，在其背后无不存在一个实力雄厚的策划班子。基于此，业界对新闻节目的策划，也逐渐由争论走向了共识。 具体到武汉“电视问政”活动的策划，我们可以从选题、组织和广告等方面来分析。从选题来看，电视直播的选题，首先必须是新闻事实较为重大或为社会上广大观众所关心的事件。这次武汉“电视问政”的选题——十大突出问题，无论是交通，还是环境等，无

疑是困扰市民长时间的问题，因此也是他们所关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进行问政，自然会吸引观众的注意，提高节目收视率。从组织和直播的环节来看，这次问政活动是按照“记者暗访——部门回应——特约评论员点评”来进行的。在此过程中，记者暗访的问题是一切讨论的源头，至关重要。此次电视问政的素材准备由武汉电视台百姓连线节目组的几路记者完成，为反映武汉“南大门”2.8公里破损坑苦周边10万居民的问题，摄制组前前后后去了10趟。在特约评论员的选择中，节目组邀请的要么是相关方面的专家，要么是社会名流，抑或大学教授，他们的学识和社会地位，都加深了节目的厚度。 (二)角色成功

武汉“电视问政”活动与其他电视问政活动在程序和人员配置上并无实质性区别，由主持人推进问政环节，嘉宾点评，观众互动等。但是，武汉“电视问政”之所以能在政府官员和广大市民以及中央和地方媒体中产生重大影响，形成轰动效应，主持人高超的主持艺术和特约评论员理性而犀利的现场点评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在电视直播中，主持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对主持人的要求也就纷繁多样。“每一个传媒人都是媒介角色、社会角色和个人角色的有机融合，媒介角色的定位是职业性质，社会角色的定位是责任感，个人角色的定位是自然人。虽然这三种角色时有冲突，但新闻节目主持人应立足新闻性，秉持责任感，摈弃媚俗化做法，

彰显新闻人的人格魅力。”除了对主持人角色认知的把握外，在现场直播中，尽管事前做了大量准备、预测工作，但是突发、变动的因素时刻存在，“如果主持人没有较高的素质和应变能力，就会出现漏洞”。

武汉“电视问政”节目让尹晨方担任主持人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作为《百姓连线》栏目主持人，全国“金话筒奖”得主，尹晨方的主持水平有口皆碑，节目前充分地准备和平时对问政话题的不断积累，让她做到了“表达是浪花，内涵是海水，胸中有了东西才能够自然流露”的要求。比如，在第一场“让交通更顺畅”的问政节目中，尹晨方在部门负责人回答后说，“原来在地上印个自行车就成了自行车道”，诙谐一语让那位负责人面色很是难堪。又比如，在第四场问政中，她在部门负责人发言后说“刚才导播告诉我，前两位嘉宾发言超时了，”而这两位嘉宾分别是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车延高，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卢国祥。正如汉网网友闸东山说，“我最欣赏尹晨方机智敏锐，次次搞到点子上。有些问题，官员还接不了招。”还有人说，我最喜欢女主持是笑容可掬地“抽老底”。 其次，特约评论员的犀利而又理性的点评也给“电视问政”节目增彩不少。近年来，新闻评论在各种媒体中受重视度越来越高，这是基于新闻评论传递观点信息的本质和“针砭时弊，促进社会进步”以及“提供讲坛，增强公民参与意识”的作用。在这次武汉“电视问政”的节目中，每当部门负责人对所展现的问题回应后，主持人

总会邀请特约评论员进行点评，他们的评论风格各异，但是对问题的看法大都入木三分。

主持人精湛的主持艺术和特约评论员精彩的现场点评，说明了节目设置中角色定位的成功。也正是缘于此，问政节目才出现了如前所述的“官员不作秀，群众不是托”、“专家再也不‘打圆场’”的场景，也正是这种成功的角色定位，让坐在台上的官员“忐忑不安”、”表情沉重”、“被拷问流汗”。 (三)内容为王

一档节目的成功与否，最为关键的还是要看内容是否能引起观众的注意。心理学研究表明，越是与人们地位、年龄、职业、兴趣等相接近的，人们越容易接受。从根本上来讲，武汉“电视问政”的成功，就是选择了与广大市民日常生活中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作为问政的来源，将各部门负责人作为问政对象，并让观众直接与之对话。

首先，主题凸显“人文精神”。这次“电视问政”围绕每一主题又以若干问题来展现，如环境问题中的渣土车污染问题、保障性住房中的房屋漏水、墙体开裂、墙面掉皮等质量问题。但是，与“《东方时空》中的栏目《生活空间》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紧贴百姓生活，‘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不同，武汉“电视问政”是直接将老百姓关注的热点话题“加以展开并给予评说，放大了传播客体，淡化了传播主体的灌输式报道模式”，这实质上是媒体“人文精神”

的具体体现，“人文精神……是一种批判意识，不断反思社会缺失，追求理想生活；是一种超越意识，不断关注时代精神，追求超越现实的理想境界”。

其次，过程生动活泼。在第三场问政节目中，的士鄂axk245打出的33.6元和鄂axn627的16元这两张的士票被放大，被作为“特殊礼物”，由主持人送给了洪山区区长刘涛，场下观众掌声不断，而后者直言自己是“忐忑不安”。这虽只是一个小插曲，但是窥一斑而见全貌，从中不难看出虽然政府官员“心情沉重”、“被拷问流汗”，但是对问题的表达不像政府会议上的严肃庄重。同时，对政府部门的回应，在场观众受众的“哭脸牌”和“笑脸牌”也给直播现场营造了一种活跃的氛围。

既有大家关心的主题，又有生动活泼的过程，节目自然飞入平常百姓家，引起市民的广泛关注。 小结

武汉电视台的问政活动，不管是对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群众，抑或新闻媒体来说，都有着重要意义。对政府官员来讲，这次问政掀起了一场治庸问责的风暴，“笑脸牌”和“哭脸牌”从一定程度表明了群众对他们的态度，这是压力更是动力；对普通群众而言，问政是一条很好的表达渠道，借助媒体的力量，将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和不满表达出来，引起政府官员的注意，促成问题的解决；对新闻媒体而言，这是一次很有裨益的尝试，让政府部门领导人在众目睽

睽之下直视工作中的疏忽、怠慢以及不作为，揭示各种给老百姓带来不便和困难的问题。它的成功为地方媒体展开舆论监督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同时，这次“电视问政”以民生问题为出发点，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生活，服务群众，是对中央倡导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