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派，或者某些普通团体多年―地下活动‖的成果；另一方面，我们还会在其中发现―左翼‖力量强大的临近城市（或者邻近的工厂）的工会成员多年来虽不显著但却不懈活动的结果，在阶级斗争中，那种天上掉下烧鹅的好事是不会发生的。

在自发行动中，斗争中的每个人都达到了相同的意识水平，而在有先锋组织干预的行动中，先锋与群众的意识水平却有很大的不同，但这完全不是区分―自发运动‖和―先锋队干预‖的原因。同样，将这两种形式的运动区分开的也完全不是因为在―自发‖行动中没有来自阶级外部的帮助，而参与群众提出基本要求的有组织的先锋以一种―精英的方式‖，并赋予运动一个纲领。绝没有不受某种先锋因素影响的―自发‖行动。―自发‖行动和有―革命先锋干预‖的行动的本质上的不同就在于，在―自发‖行动中，先锋因素的干预是没有组织的，偶然的，断断续续的和没有计划的（偶然间发生于这家工厂，那个地区或城市），而革命组织的存在则使得在―自发‖的群众斗争中先锋的因素有可能与运动协调一致，使之有计划，有意识的保持同步，不断地形成这一影响。列宁主义的―超级集中制‖的几乎所有的要求都

基于此，并且仅仅基于此。

只有不可救药的宿命论者才会相信群众运动必定在某一天爆发，因为它们正好在那一天爆发了，而且，相反，所有群众没爆发的情况全是因为那些爆发是不可能的。在现实中，这种宿命论的态度（考茨基-鲍威尔学派的共同点）是列宁主义组织理论的讽刺画。无论如何，典型的就是，那些反对列宁主义的人在反对列宁时大谈―群众的自发性‖，而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完全陷入到一种与他们对―群众自发性‖―顶礼膜拜‖完全冲突的庸俗机械决定论当中了。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从不可避免的爆发的周期性的自发性群众运动出发，他就应该明白不可能确定革命到来的确切时刻，因为成千上万的微小事件，局部冲突和偶然事件都有可能在决定最终这一时刻时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一个在关键时刻能够集中力量于―薄弱环节‖的革命先锋，相对而言就比不能集中力量的多数先进工人的分散行动更有效。

[35]

西方发生的两次伟大的工人斗争——1968年法国五月事件和1969年意大利秋季事件——都完全证实了这些观点。这两次始于―自发‖斗争的事件既不是由工会也不是由大社会民主党或是―共产党‖策划的。在这两次事件中，少数激进的工人、学生或是革命性很强的分子发生了重大的作用，他们到处激起了第一次发动，并且为工人群众提供了从―模范性经验‖中学习的机会。成千上万的工人投入到斗争中——法国多达一千万，意大利多达一千五百万。这是从未有过的，即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大规模阶级斗争也难比拟。

这两次事件中，工人表现出的自发趋势远远超出了所谓―经济主义‖的纯粹经济性罢工。在法国，工人们占领工厂和无数次的类似的采取主动进攻的行动都证实了这一点，在意大利，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大规模的街头示威和政治要求的提出，而且还表现出自我组织生产的趋势的萌芽，即试图采取建立双重政权的第一步措施：选举代表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比他们的法国兄弟要更加先进，他们从法国五月事件中第一次得出了重要的历史教训。[36]）但是这两次强大的，自发

的群众运动都没能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甚至都没有促进群众对斗争目标的理解，否则就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推翻资本主义。

回忆一下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的一个暗喻：在关键时刻，如果没有活塞的压缩，再强有力的蒸汽也会消散。[37]当然归根到底，决定性的力量是蒸汽，即群众运动和群众斗争的力量，而不是活塞本身。没有蒸汽，活塞就是一个空壳。但是没有活塞，即使是最强烈的蒸汽也会被浪费掉，而不能发挥任何作用。这就是列宁的组织理论的精华所在。

4．组织，官僚制度和革命

行动

把这几个概念联系起来有些困难，那些年在与孟什维克派的激烈争论中，列宁在1903-1905年间还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在1908-1914年也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认识到了这一点。而正是在这里，托洛茨基和罗莎卢森堡的历史著作的全部价值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