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证明。因为一个革命先锋组织甚至一个革命政党的官僚主义的退化的危险的加剧并不只是取决于自治的趋势，这个趋势事实上影响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机构，而且这种危险还取决于相反的趋势。在这些趋势当中有革命组织独立于本国组织的国际化运动并且经常对组织进行理论监督（不是通过机构，而是通过政治批评）；与实际的阶级斗争和实际革命行动的密切联系，这就可能经常在实践中筛选出革命的核心；通过在工厂，大学，以及全职的党的工作人员之间进行不断的人事轮换来系统地努力消除劳动的分工；组织上的保证（限制全职工作人员的收入，保卫党内的民主生活，可以自由成立派别活动，等等。）

这些相互冲突的趋势的结果取决于它们之间的斗争，而这些斗争最终又是由两种社会因素决定的

[47]

:一方面是―自治机构‖分离的特殊社会利益的程

度，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治活动的程度。只有当后者严重削弱时，前者才会公开产生出来。这样，整个分歧就变成一种乏味的陈词滥调：当工人阶级越来越消极的时候，他们就不能积极的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这丝毫没有证明，在先进工人的

活动不断增长的时候，革命组织不是带来解放的有效工具，尽管他们的―独断‖可以而且必须被阶级的独立活动所限制（或被它的先进部分）。革命组织是发动革命的工具。而且，没有广大工人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活动，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6．组织理论，民主集中制

和苏维埃民主

有人反对列宁的组织理论，说夸大集中制会阻碍党内民主的发展。但是这种反对是不对的，因为列宁主义的原则把组织限制在活跃的成员范围内，而且是以集体控制的方式运作，实际上扩大了而不是减少了党内民主。

一旦工人组织超过了一定的规模，基本上就只有两种可能的组织形式：一种是定期缴费的选举性的社团（或是区域性组织），类似于今天德国社会民主党或法国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另一种是战斗小组，它的成员都是从活跃的有觉悟的成员中选出来的。诚然，从理论上讲，第一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

使一些怨天尤人者和反对者能够混入，但是只有在这种形式中次要的事情才能被包括进来。除此以外，它的成员都是些去政治化的消极的群众，他们作为组织的选举的基础随时都可以被调动起来，但这与阶级意识没有任何关系。（这些人中不小的一部分甚至在物质上依赖这个组织——大量的政府和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和职员，工人组织本身的职员，等等）然而，在那些只有表现出某种最低限度的觉悟才能成为其成员的战斗性的组织中，找到独立思想的可能性实际上更大。在这里，―纯粹的官僚主义者‖和纯粹的野心家就不会像在普通的选举性俱乐部里那样容易大行其道。这样，意见上的分歧就可以更多的根据实际情况来解决，而不是用物质性的附属物或抽象的―忠诚‖的方式来解决。诚然，以这种方式建立的组织并不能自动的保证能防止组织的官僚化。但至少这样能为预防官僚化提供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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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真正的革命爆发的时候，革命组织（党的核

心或是党）和工人群众的关系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到那时，革命的有觉悟的社会主义者在多年的活动中播下的种子就开始迅速发芽了。广大群众能够迅速获得革命意识。广大群众革命的首创精神就会将许多革命组织远远的抛在后面。

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俄国革命史》中，曾多次强调在俄国革命的某些关键时刻中，工人群众曾经多次走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前面。[49]但是，还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毕竟还要与以下事实区别开来，即在列宁的四月提纲之前，布尔什维克党制定的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和目标的策略思想存在着不足。[50]如果不是列宁在关键时刻提出四月提纲，布尔什维克党就要为此付出代价。然而，列宁之所以能够轻易的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受过教育的布尔什维克工人群众的推动，这些工人本身就是俄国工人阶级强大的激进部分的复活。

毫无疑问，关于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会得出一个稍微不同的客观的全面的观点。有好几次，党的领导核心都表明他们成了阻碍党在夺取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回到托洛茨基的立场上的保守障碍，同时很明显，对那些在二十年的革命组织和革命活动中受过教育的革命工人的核心的思想上的澄清对决定性的策略转变的成功产生了作用。有人想要在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党的概念‖之间建立联系，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