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区分。这种区分根据客观的标准（革命纲领，在群众中传播这些纲领，革命实践等等）来进行，更倾向于群众的自发的斗志而不是保守的改良主义的群众组织的存在和活动。―天真‖的组织依恋者可能会说，1914年以后，列宁又回到了卢森堡的―自发性‖理论的观点，当―无组织‖的群众和社会民主党组织发生冲突时，他系统地为前者辩护而反对后者，或者是指责社会民主党背叛了革命群众。[43]列宁甚至认为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先摧毁保守的组织。[44]

但是，列宁在1914年以后对他的组织理论进行的修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他的理论的完善，并不是退回到对―纯粹‖的自发运动的崇拜，而是前进了一步——对革命政党和一般的组织进行了区分。现在，与其说党的目的是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阶级意识，不如更准确的说，革命先锋的作用就在于发展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的革命意识。革命阶级政党的建立过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纲领与大多数先进工人在斗争中获得的经验的融合。[45]

一战爆发后，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得到了详细

的阐明和传播，同样，列宁主义关于革命与当代的联系的观念也得到了快速的传播。1914年以前，这些概念对列宁来说还是或多或少被局限在俄国，1914年以后，它们就被应用于整个欧洲了。（在1905年俄国革命以后，列宁就意识到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就有立刻爆发革命的可能。）结果，列宁主义关于西欧帝国主义国家的―战略‖的正确性在今天就与我们所生活的历史时期的性质这一问题有了密切的联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只有从下边这个假定出发——在我们的分析中是正确的和可能的，即假定从一战开始并且不晚于俄国十月革命，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制度就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结构危机[46]的时期，而这必将周期性地导致革命形势的出现；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从―现实革命的可能性‖中得到的党的概念才是正确的。然而，如果从相反的假定出发，即我们仍然处在作为世界制度的资本主义的上升期，那么这样一个概念就应当被当作一个完全的―臆想‖而拒绝。因为，在列宁主义的战略计划中起决定作用的当然不是革命宣传——当然，即便是在非革命时期，革命者也应该进行革命宣传——而是对在不久的将来要爆发的革命的关注。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期，这样的行动仍然

是可能的（参看巴黎公社），但只是作为不成功的例外。在这种情况下，想通过集中力量参与革命活动的方式建立党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一般的―工人政党‖（涉及它的成员或者甚至它的选举支持者）和革命的工人政党（或者说是这样一个政党的核心）的不同不仅仅在与它们的纲领和客观的社会功能的不同（它鼓舞所有群众的革命行动，以及所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国家的进攻和挑战的行动），而且还在于它能够找到一种教育方法使它能将革命纲领带到不断增多的群众中去。

然而，可以更进一步，以更尖锐的方式提出问题：组织机构变得独断独行的危险是只限于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工人‖组织呢，还是说这种危险同样也威胁着包括有革命纲领和革命实践的政党在内的一切组织呢？官僚机构的不断发展是否就是劳动分工——包括―领导‖和―成员‖之间的划分，甚至是在一个革命政党中的这种划分——不可避免的结果呢？因此任何革命组织，只要它超出了狭小的个人生活环境，就注定要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以及群众斗

争的发展过程中成为无产大众争取自身解放的障碍呢？

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结论就是：工人阶级和人类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为恐怕任何组织不可避免的―自主化‖和堕落都不得不看作两难困境中的一极，另一个表现在所有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和所有部分被卷入运动的知识分子，以及所有被广泛的商品生产所控制的人都会陷入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意识中‖。只有以完整的意识和完备的理论为指导的广泛的革命实践才有可能防止―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对革命者个人的渗透。这种行动只能是集体的有组织的行动。如果上边的观点是正确的，那就不得不得出结论，无论有没有组织，先进工人注定不是无法获得政治阶级意识就是快速地失去它。

在现实中，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它将一个过程的开端和最终结果等同起来了。这样，以静止和宿命的方式，这种观点就从革命组织也存在着退化的危险的前提出发，推论出这种退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无论从经验上还是从理论上，这一点都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