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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广“从太尉亚夫击吴楚军，取旗，显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广将军印，还，赏不行。”请你对李广“还，赏不行”的原因作出分析。
李广战功卓著，却误入了汉景帝与梁孝王的矛盾之网中。梁孝王为汉景帝之弟，更是颐指气使的窦太后最宠爱的儿子。窦太后本欲让梁孝王当皇帝，虽未获成功，但在两兄弟间造成了内在冲突。按照汉法，李广既为汉廷直属将军，就不能接受梁王的封赠。但梁王为了表示对景帝的不满，为了说明他本应成为皇帝，所以他偏要封赠汉将李广。李广在梁地作战，如果拒绝了皇帝弟弟的封赠，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如果说这件事有错，追究罪责的应是梁孝王。汉景帝深知梁孝王再向他示威，自然怒火中烧，但迫于母威，又不好发作，于是他便通过惩罚李广以示对梁孝王的回击。如此，飞将军李广就成了他们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3.结合《李将军列传》与《卫将军骠骑列传》的相关内容，谈谈司马迁对李广与卫青、霍去病作了怎样不同的描写与评价?
在《李将军列传》中，司马迁着力描写了李广轻财爱士的优秀品质，说明了李广赢得广大士兵与民众爱戴的原因。与此同时，司马迁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向世人展示了卫青、霍去病的本质属性。在司马迁看来，卫、霍两人之所以有辉煌战功，实因为他们身为皇亲国戚，他们本人并没有过人的智略。不惟如此，司马迁还特别指出霍去病“不省士”的恶劣作风。在篇末的赞语中，司马迁更直接地对卫、霍两人不为天下贤大夫称颂的表现提出批评。而在《李将军列传》赞语中，司马迁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样的语词说明了李广仁爱士卒的感召力与影响力。两相对比，一优一劣，褒贬自现。
4.简要概括韩信在汉中为刘邦首建大策的基本内容及其意义。
韩信在汉中为刘邦首建大策的基本内容是:韩信纵论天下，对项羽的性格弱点、战略错误，对三秦乃至天下的民心向背，都有深刻的把握。据此，他指出，应当利用项羽的战略错误，利用三秦父老对章邯等人的怨恨以及对汉王的爱戴，利用汉军将士渴望东归的心理，乘势向东挺进，以完成夺取关中、夺取天下的大业。意义:刘邦正是在韩信这一大政方针的指导下，从绝境中走了出来。最终取得了天下。
5.简要叙述韩信井陉口背水一战以及与项羽决胜垓下的具体战法。
在井陉口之战中，韩信一方面正面出兵井陉口外，另一方面又预遣轻骑二千人各持一赤帜，隐蔽山后。在正面战场，韩信背水列阵，故意将数万兵力暴露于数十万赵军之下，以示其弱，使敌懈怠。果然，引诱出赵军空营出战。在正面与敌大战之时，韩信即用奇兵袭击敌军营地，再两面夹击，结果大获全胜。在垓下之战中，韩信为大军统帅，“先为小却，以待左右两翼之夹击，而后回军三而蹙之，是以项羽十万之众一败无余。
6.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中大力描写了韩信的重情重义，大力陈述了韩信前半生不反的事实。在你看来，司马迁这一笔法有何用意?
从表面上看，韩信血案为最高统治者所精心策划，近乎天衣无缝。如果要为韩信辩诬，自非易事。但司马迁依据韩信前半生不反的事实，依据韩信恪守信义的本质，从汉廷狱案中看出破绽，力求以他迷离开合、寄意无穷的文字说明韩信反汉罪名的虚妄，力求对汉初最大血案作出公正的判决。韩信的沉冤，司马迁论之明矣！
7.项羽与在韩信对樊哙有怎样不同的态度? 你能就此对项羽、韩信识见的高下作出分析吗? 在《项羽本纪》中，可以看出项羽对樊哙极为欣赏。而在《淮阴侯列传》中，则可见韩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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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哙嗤之以鼻。樊哙本以屠狗为业，是一介武夫。项羽欣赏樊哙，说明项羽也终为一介武夫；而韩信对樊哙的不同态度，说明韩信对匹夫之勇的鄙视。韩信之所以在汉中一针见血地看穿项羽徒有匹夫之勇的本质，也正显示出韩信高出于项羽之上的见识与胸怀。
8.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的最终失败已埋伏于他少时的一些行为表现中。请你说说项羽少时的相关行为，并简要说明它与项羽最终失败的因果关系。
在项羽的人生之初，他“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后学兵法，“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其豪气诚然令人叫绝，但又显得粗略疏阔。在司马迁看来，项羽最终的失败，其中的一大根源在于“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这样一种“奋其私智而不师古”的精神弊端，正与项羽少时不学无术的表现两相呼应。而司马迁之所以从项羽少时写起，也正是说明项羽最终失败的种因早就埋伏在项羽少时的表现中。
9.说明范蠡长男“过失”杀弟的原因。
范蠡一语道破了长男“过失”杀弟的原因：“吾固知必杀其弟也！彼非不爱其弟，顾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 10.在《史记》中，“不自知”的悲剧可以分为哪几类? 在《史记》中，“不自知”的悲剧可以分为三类：一则为项羽、韩信的悲剧。当他们取得巨大成功之时，理应“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牢牢把握住“天机”与自我的契合点，否则就会“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二则为白起、吴起、商君、文种等人的悲剧。他们成功之时，也正是他们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发挥之时。这时，他们已经面临绝对不可超越的限界。既如此，他们应该觉悟到：“成功之下，不可久处”，否则就会“亢龙有悔”。三则为韩非、孙膑、虞卿等人的悲剧。他们“能言”而“不能行”，结果陷入困境、绝境。以上三类，均因自我蔽暗而导致悲剧的发生。
11.为什么说张耳、陈余是以一种悖论的形式实现了他们的“刎颈之交”？
所谓刎颈之交，初义是要同生死，共患难，断颈无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张耳、陈余这一对忘年交在人生苦旅中也确实做到了相濡以沫、同甘共苦。但后来却反目为仇，成为死敌。张耳、陈余始以生死相许，殊不料割下自己颈子的竟然是对方。所谓“刎颈之交”，结果是以一种悖论的形式实现了。
12.说明《史记》作为一部人学经典的丰富内涵。
《史记》作为一部人学经典的内涵:其一，着力描写“非常之人”，使人感到人生最神圣的是超越自我的努力与奋斗，人生最有价值的是追求生命奇特。其二，司马迁对人物的行动、意愿、个性、理想、情感，对人物的苦难、悲哀、诅咒、呼告、死亡都始终给予了莫大的关注，表达了他对生命底蕴的咀嚼、感叹与沉思。其三，对摧残生命的君主专制政治进行了大胆无畏的揭露，表现出一种护持历史中生命个体的历史良心。其四，揭示了人性的灰暗一面：人性之恶，显示出他敢于正视人性之恶的勇气。其五，在正视人性恶的基础上，高擎人的美德与良知。其六，在洞察人性真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一个既能顺应又能控制人情、人性的新世界构想。 13.请你对“制礼义以养之欲”这句话作出符合司马迁本意的解释。
司马迁深以为，人性中存在着各种欲望，如果这些欲望得不到满足，必然会出现人人争夺、人人残杀的混乱局面。既至如此，人在追求欲望的过程中往往自取灭亡，整个社会也将在这种混乱中迎来它土崩瓦解的末日。结果，追求欲望却反而得不到欲望。先王体察人性，为了使人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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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社会中得到种种欲望的满足，便制订了能容纳人之欲望的“礼”，使人从中怡然自足，享受快乐。由此看来，“礼”不但不是压抑人性的存在，而恰恰是使人之欲望得以长久满足的保证。故而，司马迁反复申言：“礼者，养也”，“制礼义以养之欲”。我们结合历史上因违背礼义规则，一味贪于男欢女爱而终至殒身亡国的无数个例，就不能不深深感到“制礼义以养之欲”、“礼者，养也”这一论点的深远与透辟。
14.司马迁的命运感与一般人所信奉的宿命论有何区别? 宿命论认定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它反映了一种无痛感的麻木心态，是一种贯穿始终的人生基本态度。而司马迁对命运并不持忠实信奉的态度，他的命运感往往以疑问的形式出现，在疑问中仍不乏探询、否定的意味。正因如此，这种命运感并没有导致他走向宿命，没有导致他历史意识的丧失，相反他常常否定天命的存在。可以说，司马迁的命运感并非芸芸众生的宿命论，而是一个“好学深思”者在一个更高品位上对一种无限本体的困惑感受。对命运的困惑与否定这两相结合，显示了司马迁历史理性的震荡与重建，显示了他在克服重重矛盾中表现出的主体的英雄意志与探求精神。
15.司马迁在《项羽本纪》的赞语中是如何保持了感性与理性的双重评判的?对于刘邦，司马迁是否也保持了感性与理性的双重评判?
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一方面对项羽的英雄本质着力描写，以其动情之笔写就了一出可歌可泣的英雄交响曲；另一方面，司马迁对项羽的一系列政治军事错误也作了极其理性的分析、批评。以《项羽本纪》赞语为例，司马迁对项羽的功过保持了感性与理性的双重评判。在赞语的前半部分，司马迁显得有些感情冲动。在后半部分，司马迁则以深刻的理性对项羽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肯綮的剖析。这样一种双重评判，既坚持了一个史家的原则立场，又表现了司马迁作为血肉之躯的感情好恶。与此相映照的是，司马迁对刘邦也保持了双重评判。司马迁在感情上接受不了刘邦，但在理智上认识到刘邦之所以取得天下，在于他善于笼络人心，听取他人的意见，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治军事战略。如此，司马迁既给我们以一个客观真实的历史，又充分表现了他在观照历史过程中的情感意向。
16.司马迁对汉武盛世持有怎样双重的评价?
司马迁对他那个时代的盛大气象有着强烈的感受。在海内一统的时代背景下，司马迁心胸开阔，气魄沉雄，对汉武盛世给予了高度评价。然而，司马迁更在海内一统的盛大气象中看到了衰败的端绪。从《史记》中，我们看到司马迁在《平准书》中对武帝的经济政策展开了全面批判，在《酷吏列传》中对武帝的高压政治进行了大胆揭露，在《封禅书》中对武帝的迷信心理作了深入剖析。这三篇鼎足而三，集中体现了他对现实的深刻认识以及对现实的深切忧虑。
17.《史记》一书中，司马迁对汉武时代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哪三篇?这三篇各自侧重在那个方面展开批判?
司马迁对汉武时代的批判主要集中《平准书》、《酷吏列传》与《封禅书》中。在《平准书》中，司马迁对武帝的经济政策展开了全面批判；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对武帝的高压政治进行了大胆揭露；在《封禅书》中，司马迁对武帝的迷信心理作了深入剖析。这三篇鼎足而三，集中体现了他对现实的深刻认识以及对现实的深切忧虑。
18.历史上第一个彻底洞穿项羽弱点的人是谁?这个人对项羽的弱点作出了怎样的分析?
历史上第一个彻底洞穿项羽弱点的人是韩信。针对刘邦畏惧项羽的心理，韩信深刻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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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虽“喑噁叱咤，千人皆废”，但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项羽虽“言语呕呕”，分食推饮，但却玩印不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羽“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但“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项羽又“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所以项羽“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他在目前看来很强，但很快就会衰弱下去。 六、论述题
1.论析韩信的个人才干与品质
其一，纵论天下，首建大策。在汉中登台拜将时，韩信凸现出一种卓越的战略眼光。针对将士思乡的心理，韩信提出了打出汉中、占据关中，进而逐鹿中原的战略决策。他向刘邦指出，应当利用项羽的战略错误，利用三秦父老对章邯等人的怨恨以及对汉王的爱戴，利用汉军将士渴望东归的心理，乘势向东挺进，以完成夺取关中、夺取天下的大业。后来，刘邦正是在韩信这一大政方针的指导下，从绝境中走了出来。最终取得了天下。其二，出奇制胜，未尝血战。韩信坐而论道，深中肯綮。在战场上，他同样独步千古。井陉一战，韩信背水列阵，故意将数万兵力暴露于数十万赵军之下，以示其弱，使敌懈怠。果然，引诱出赵军空营出战。在正面与敌大战之时，韩信即用奇兵袭击敌军营地，再两面夹击，结果大获全胜。他如潍水之战等，也都表现出韩信出奇制胜，未尝血战“兵仙” 本色。其三，决胜垓下，以灭项羽。韩信在汉中首建大策后，分兵以北，“拔魏赵，定燕齐，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造成了有利于刘邦的战略态势。而在楚汉命运的垓下之战中，韩信为汉军统帅，彻底摧灭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项羽。综上所述，韩信在楚汉之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四，重情重义，绝不反汉。这位战无不克的天才人物，也是一位重情重义、心胸豁达的仁者。他漂母之恩必报，赐之千金；下乡南昌亭长虽“为德不卒”，他也赐之百钱；对于曾令自己出其胯下的淮阴恶少年，他不记前仇，反而任他为中尉。由此可见，在韩信的内心深处，特具一种有情必报、有仇不复的宽仁大度。如此心胸，也表现在他对刘邦的态度上。当韩信破赵定齐后，其势力已远在刘、项之上。这时，武涉与蒯通都劝韩信反汉。但韩信却恪守情义，念念不忘刘邦的知遇之恩，表现出一种重情重义、绝不反汉之心。 2.为什么说《李斯列传》堪称为一篇“鼠传”? 李斯在人生之初，即表现出一种猥琐阴暗的心理。他从“厕鼠”与“仓鼠”两种生存的对比中，发誓要做人中的“仓鼠”。司马迁作为时刻关注人物内心世界的生命洞察者，敏锐捕捉到李斯这一卑下欲念，选取了李斯“年少观鼠”这一典型事例，揭开了李斯内在的龌龊本质。后来，为了保住自己“仓鼠”的丞相地位，他把自己的同学韩非推向了死亡之地。龌龊的本性产生龌龊的行为，李斯也由于这一自私的本性决定了他自己可悲的命运。秦始皇死后，李斯以他一以贯之的卑劣之心，“被迫”参与了赵高、胡亥改写遗诏、谋害扶苏及蒙恬的罪恶活动。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由此他已开始了向死亡的堕落。不久，他即被赵高、胡亥以“谋反罪”判处死刑。李斯这一“仓鼠”由于本性的溃疡，不惜以牺牲他人生命、他人天下为代价，竭力想保住自己“食积粟，居大庑之下”的生存状态，但最终死于他人“毒手”，落了个夷灭三族的可悲结局。面对李斯生命的沉沦，司马迁在赞语中拨开“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这一认识上的迷雾，劲笔指出李斯之死实根源于他那“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的恶劣本性。纵观《李斯列传》全篇，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卑劣私欲的人的心史，看到的是一个由“厕鼠”而“仓鼠”而“囚鼠”而终至于“死鼠”的历史。从这一意义上看，《李斯列传》实为一篇“鼠传”。
3.在《管晏列传》中，司马迁对哪两对人物的知交之情进行了重点描写?叙述这两对人物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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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的具体表现，并说明司马迁这样描写的用意。
司马迁在《管晏列传》中精心为我们展示了管仲与鲍叔牙、晏子与越石父的知交之情。鲍叔牙自幼与管仲交游，深知管仲很有才能。两人合伙经商时，管仲“分财利多自与”，但鲍叔牙知道管仲家境贫寒，所以从来不与他计较，反而“终善遇之”。后来，鲍叔牙佐助齐公子小白，管仲佐助齐公子纠。等到小白即位为桓公，公子纠被杀，管仲也随即被囚。这时，鲍叔牙出面说情，将管仲推荐给桓公。桓公任用管仲为相，结果“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霸业。对于叔牙的知己之情，管仲这样感慨万千地说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句出自肺腑的心声，是对人间友情的最高礼赞。在本传中，司马迁又精心叙写了齐另一相国晏婴赎贤、荐贤的事迹。晏子知被绑的罪人越石父是位贤者，便以自己的左骖替他赎了罪，并一同坐车返回。到了家后，晏子没有打一声招呼，就进入内室。越石父见晏子“知己而无礼”，便要求离去。越石父在“知己”面前所表现出的人格自尊，正显示了朋友间的一种关系准则。 统观《管晏列传》，司马迁对管晏二人的功业只是虚写，而对管仲与鲍叔牙、晏子与越石父的知交则加以重点描写。通过这一重点描写，司马迁实表现了对理想友情的珍视与渴望。司马迁将《管晏列传》列于《伯夷列传》之后而成为七十列传的第二篇，正显示了司马迁的无限用意。如果说《伯夷列传》置于列传之首是为了弘扬一种最高的节义，那么《管晏列传》则展示了一种珍贵的友道。在《史记》一书中，司马迁对人间难得的真情、信义寄予了莫大的关注，表现出一个伟大史家对于人间友道的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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