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赞成的角度看：①教室是学习的地方，学生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学习。而很多学生每天花在玩手机上的时间已经很多，不能再把宝贵的课堂时间浪费在玩手机上，收手机有利于学生上课集中注意力，减少学习时间的浪费。②尊师重道，是传统美德。老师在讲台讲课，学生却在下面玩手机，这是对老师、对学问的一种不尊重。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强制不自觉的学生交出手机。③“自律”虽重要，“他律”不可少。“交手机”正是通过“他律”来培育学生的“自律”意识，让学生的目光从屏幕回到黑板的有益之举。④不少学生玩手机成瘾，甚至到了手机不能须臾离手的地步，校方采取强制收手机的手段，是不得已的选择，这至少可以让一部分学生暂时摆脱手机的诱惑和控制，把注意力放到学业上。

（2）从反对的角度看：①“强制收手机”有违大学自由民主的风气。大学教育不是应试教育，没有必要采取整齐划一的手段强制学生学习。而应创设自由的学习氛围，让学生“沉者自沉，浮者自浮”，自主发展，多样化发展。②“强制收手机”是对学生自律能力的不信任。大学生已经具有明辨是非和自我管理的能力，上课玩手机究竟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他们自有判断，因此，不宜采取强制措施收缴他们的手机，而应引导他们自觉专心听讲。③“强制收手机”治标不治本，学生的注意力之所以不在课堂，其原因可能是课程没有吸引力，或者学生自身缺乏学习的动力。如果学生不想学、不愿学，收手机也仍然不能让他们专心学习。因此，对课堂玩手机的现象，必须深入了解原因，对症下药，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④外因必须借助内因才能真正发生作用，如果不能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则“强制收手机”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带来更大的弊端，比如让一些学生把心思转移到怎么对付这项举措上，如用模型机冒充手机或准备多个手机来应付等。⑤通过收手机来让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到学习活动上，简单粗暴，没有考虑到学生的千差万别，是用一刀切的行政管理来代替因人施教。

（3）从综合的角度看：让学生专心于学业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让学生课前上交手机的做法值得商榷。

（4）立意为“手机之于学生的危害”且通篇阐述手机危害的则视为偏离题意。 参考译文：

薛元超是薛收的儿子。元超早年丧父，九岁袭爵汾阴男。长大以后，好学善于作文章。太宗非常器重他，叫他娶巢剌王的女儿和静县主为妻，多次升迁授任为太子舍人，参预修撰《晋书》。高宗即位，升任给事中，这年二十六岁 。薛元超多次上书陈述君臣政体和时政得失，高宗都赞许并采纳。不久转任中书舍人，加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中书省有一块盘石，当初薛道衡任内史侍郎，曾坐在石头上草拟制书，薛元超每次见到此石，总是泫然流泪。

永徽五年，为母亲守丧解职，第二年，丧期未满就起用为黄门侍郎，兼检校太子左庶子。薛元超擅长文辞，又喜好引进寒门有才能的人士，曾经上表举荐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义方、孟利贞等十多人，由此被舆论赞美。后来因病离京任饶州刺史。三年，授为东台侍郎。右相李义府因为获罪被发配流放到巂州，按照旧制，被流放的人不许乘马，薛元超上奏请求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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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马骑，因此获罪贬任简州刺史。一年以后，西台侍郎上官仪被杀，薛元超又因和他有文章往来关系密切，被发配流放到巂州。上元初年，遇赦回来，拜授正谏大夫。三年，升 任中书侍郎，不久被提升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当时高宗驾幸温泉打猎，诸番酋长也都拿着弓箭跟从。薛元超以为既然不是同一族类，很叫人担忧，上疏竭力谏阻，高宗采纳了。

当时薛元超特别受到高宗 恩遇，时常召入和诸王一同出席私家宴会。高宗又看重他文学政治的才能，曾对薛元超说：“长期有卿在中书省，就不依靠更多的人了。”永隆二年，授任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高宗临幸东都，太子在京师监国，就留薛元超随侍太子。高宗临行时对薛元超说：“朕留下卿，好像失去一只手臂。只是我的儿子不熟悉政务，关西的事情，都把它托付给你了。我对你寄予的希望已经很深，你不能默不作声。”

于是薛元超上表推荐郑祖玄、邓玄挺、崔融为崇文馆学士。又多次上疏劝谏太子，高宗知道了说好，派使者慰问，赐物一百段。弘道元年，薛元超因病要求退休，朝廷加授金紫光禄大夫，准许退休。这一年冬天薛元超逝世，享年六十二岁，追赠光禄大夫、秦州都督 ，陪葬乾陵。薛元超有文集四十卷。儿子薛曜，也以文学闻名，圣历年间，修撰《三教珠英》，官做到正谏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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