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环境效益是所有参与评价年份中最高的。环境效益的值的变动和石河子城市对应时段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石河子市在1978年以后城市发展速度开始逐渐加快, 大气环境与水环境问题开始显现, 环境治理与保护在这时候才开始起步,环境治理总落后于经济发展。但是城市经济建设给环境带来的负效应尚在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之内,采取集中联片供热、改变能源结构、发展液化气、大力发展绿化等措施是控制污染、改善环境质量有力的和非常有效的手段, 因此环境效益还比较好,经济与环境的协调程度也较高。进入90年代以后,城市规模扩大迅速,城市建成区面积持续扩大,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对环境的压力也最大, 城市发展带来的环境负效应超出环境的承载范围, 因此环境质量下降较快, 环境效益最差。2000年以后,政府对环境的治理加大了力度,环境质量有所改善,环境效益好转,其值持续升高。增加绿化面积。目前,石河子市已有绿地1 063hm2 ,绿化覆盖率达到40% ,绿化不仅能调节气候,而且能净化空气。
四、导致石河子环境转变的原因
首先,第二产业投资力度不断加大
“九五”时期三大产业中第三产业投资增长速度最快,三次产业投资结构由“八五”时期的1416∶3716∶4718 调整为1415∶29∶5615。到“十五”期间,随着西部大开发、石河子开发区升格为国家级开发区,三大产业中第二产业投入增长速度最快。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0 年的2119 %提高到2004年的2917 % ,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提高,主导作用逐步增强。化工、纺织、食品、现代农业装备、能源五大特色产业发展较快,初具规模。2005 年石河子市实现GDP 53174 亿元,其中第二产业实现GDP 23163亿元;工业实现总产值18137 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4103 %。这表明工业在石河子市经济发展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 十五”期间垦区污染负荷中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以及固体废弃物均比“九五”期间有所上升。二氧化硫主要来自燃煤过程以及生产工艺中的工业废气排放,尤其是东西热电厂、八棉、天业自备电厂等耗煤量约占工业耗煤总量的80 %。化学需氧量是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中的主要污染物,石河子每年约有 5 000 多万吨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入蘑菇湖水库。工业固体废弃物和以粉煤灰和炉渣为主的固体废弃物由“九五”期间的40 t上升到2005 年的1 000 t 。
其次,工业结构技术集约化程度低
从石河子开发区工业总产值前10 名行业排列的情况分类统计,1997 年,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金密集型产业所占的比重分别为32100 %和68100 %。2002 年,二者比重分别为61167 %和38133 %。从排名可以看出,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基本上没有发展,传统的食品、纺织反而具有较快的发展,呈现出工业结构技术含量集约化的发展停滞不动的状况。虽然“十五”时期石河子市工业经济在“九五”基础上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工业污染治理也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是在长期以来形成的分工格局中,由于该区的工业是以能源和原材料工业为主,包括电力、食品、纺
织、造纸工业和化肥工业。这些大都是耗水耗能大户、污染密集型产业,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液体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形成了“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的经济结构,加之生产技术和工艺水平落后,使得工业污染的状况仍然比较严重。
再次,环境政策及监管不力
环境政策及监管不力过去,我们在环境政策上侧重末端治理,达标排放,把着眼点集中在污染产生后的处理、处置上,忽视了从原材料到生产工艺再到最终产品的整个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污染控制。由于偏重末端治理,忽视全过程控制,把生产过程与污染控制分割开来,致使原材料、能源得不到充分利用,不但产品成本高,而且还产生大量废气、废渣、废水。同时,环保部门对不法企业行为的处罚额度偏小,处罚程序周期较长,执法威慑力不足,致使不少屡查屡犯的不法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存在着企业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象。另外,一些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缺乏快速、高效、可操作的合作机制,影响了违法案件查处的进度。
五、政策建议
在政府加大环境治理力度的情况下,石河子市的环境质量正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在上边探讨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必须实施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石河子市地处玛纳斯河流域冲积洪积扇区上部,该流域为内陆河流域,工业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只能排泄在盆地内,造成环境的自净能力很低。同时,石河子绿洲区风沙天气多,加之降雨少、林木覆盖率低,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目前,石河子市正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如果一味追求GDP 的增长,必然会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构成无法估量的损失。因此,在发展工业方面应走循环经济之路,加快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淘汰落后的技术工艺,通过技术创新和升级,减少污染产生量,加大资源循环利用。同时,在控制污染的政策方面,加强从单纯侧重末端治理向推行清洁生产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降低经济发展中伴随的环境质量恶化峰值(生态阈值) ,使本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走上一条健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