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努力适应中国的风土人情，学习汉语，改穿中国文士服装，承认人们崇拜孔子等，都帖近了他们与中国人的距离。因此影响不仅在一般民众，也在士大夫阶层。明朝政府对西方教士的传教活动基本上是宽容的，南明政权曾寻求过罗马教廷的援助；清政府起初对教士也颇为尊崇，但罗马教廷不尊重中国本土文化，对中国的实际不了解，严禁中国教徒行祖先崇拜之礼。清政府于康熙四十六年下令教士非经内务府许可者概令退至澳门，各地天主教学概行禁止。中西之间宗教文化交流因教廷的蛮横与对中国的无知而受到严重影响。 56、西方对中国的介绍和影响？
答：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在18世纪趋向高潮的中西交流中，西方世界受惠更大。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中国文明史》中曾有过简要的描述。在18世纪，西方形成过一个了解中国学习中国文化的高潮。介绍中国的书籍，1776年法国出版34卷的《耶稣会士书简》、杜赫德神父的《中华帝国全志》、格鲁贤的《中国志》和《中国杂纂》，当时与教士们保持密切联系的哲学家莱布尼兹、学者弗雷烈、政治家贝尔坦等，从教士们那里了解到中国。中国的养蚕和陶瓷技术大约在1705年传到欧洲，此外还有大量的花草、树木品种。较早时期，中国的天花接种术经土耳其传到欧洲，启发了英国人种痘术的发明，中国的科举制经过门多萨、金尼阁、弗内斯的反复介绍传到西方。
57、朱元璋的出身与民族振兴的关系？
答：这位下层农民出身的新朝皇帝，缔造他的政治规制时，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蒙古贵族政治的混乱给他的教训；一是他贫苦乡村生活所经历、见闻的官吏鱼肉小民之事，给他造成的心理影响。前者使他极度专权，后者使他对官僚阶层极度不信任；替农民做主，是贯穿于朱元璋二十余年皇帝生涯的主导倾向，他是一个农民意识强烈的皇帝。这在两千年的皇帝群中，是非常独特的。这影响了明朝乃至清朝政治。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和元以来的中书省。皇帝直接领导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将原中书省在地方的权力分割为三，设主管地方行政的承宣布政使、负责监察的提刑按察使和负责军事的都指挥使。为了防止在朝官员和地方官员贪赃枉法，朱元璋设十三道监察御使百余人；为了防止六部官员违法乱纪，又设六科给事中：两者合称科道两衙门。上述安排之外，朱元璋还怕受官僚们合伙的欺骗，于是实行特务制，设立锦衣卫，监视大小衙门是否公正，是否有不法行为等。锦衣卫有自己的监狱，可以直接凭圣旨抓人，用刑尤为残酷。在地方上，重用乡绅限制府、县官员，利用乡绅建立里甲组织。朱元璋最痛恨贪官，不惜以扒人皮来惩治那些犯有贪污罪的官员。
58、“一条鞭法”“摊丁入亩”是中唐两税法的继续？
答：明朝万历年间曾有过张居正主持的旨在增加国库收入、减轻民众负担的税制改革，即一条鞭法。那是中唐两税法的继续，内容是把田赋、
力役及其他名目繁多的杂税合成一条，统一按田亩数量；同时还简化了征收手续。一条鞭法在清朝进而变为摊丁入亩。“丁”指丁银，即人头税，摊丁入亩即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银额为准，将丁银摊到人家所占的地亩中去征收赋税，实际是取消了人头税。因为康熙五十年以后出生的人口不纳税，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人口的增长。但不论是一条鞭法还是摊丁入亩，都不过是两税法的延续，其本意不过是在国家税源日趋枯竭的情况下增加朝廷收入；其政治观念的内涵仍未摆脱重农主义的范畴。 59、明清社会经济迟滞的原因？
答：随着南方经济的高涨，需要更高明的国家政策来保护它，但习惯于小农思维的明清王朝根本做不到。现代学者常用资本主义萌芽来指谓南方的经济发展。的确那里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大城市之外，还发育出不少工商城镇，徽商、晋商、右江（江西）商等巍然成群，钱庄、票号到处可见。在生产领域，东家出设备原料，雇员出劳力的生产方式也出现了。这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但不能天真地以为它们可以自然的发展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它们的生存环境太差，没有得到继续发展，逐渐走向萎缩。重农抑商的国家观念是罪魁祸首。具体的表现是国家商税繁重，明朝的情况是“百里之内，辖者三关，一货之来，榷者数税”；清朝的情况是“处处皆关，则关关有税”。此外还有上至皇帝下到底下官僚五花八门的巧取豪夺。政治腐败的最大腐败是经济上的以权谋私。在一个重农国家里，商人及其他自由经济的业主要想发展，不打通官吏的关节是不行的。明清两代官员是大贪污犯的如过江之鲫，民间的富庶甚至引起皇帝的垂涎。明朝万历皇帝就因贪财而激起南方的民变。他曾派亲信太监到全国各地做税监，所到之处，工商业者被弄得断绝生计，在苏州、潮州、景德镇及锦州等地爆发了大规模反税监的起义。工商业如再进一步发展，必须受到政治上的保护，须由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扶植它的发展；也就是说，国家改变固有的立国观念。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正是如此。但是在中国，人们根本看不到这样的迹象，相反它前所未有的繁荣引发的是不可收拾的腐败，政治不仅在政策的层面迫害它，还以自身的腐败敲剥它。由此中国失去了一个与西方竞强的时机。 60、何谓儒户？
答：蒙古贵族的统治，把广大的士人阶层排斥在政治之外。虽然在民间也能得到一些读书人享有的尊重，但政治上的出头，却与他们无缘。他们不得不从事一些用自己的文墨换饭吃的事情，如当医生教师或算命先生等。元朝社会阶层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名目儒户。这是根据宗教派别划分出的户籍，与佛教、道教、穆斯林、景教、阴阳先生、萨满教巫师户同等级。据说这是同情汉族读书人的耶律楚材建议的，蒙古人尊重通神的人，立为儒户可以像佛、道户那样免除赋役。儒学之士从来不认为自己信仰的是一种宗教性的东西，而且他们一般都很蔑视宗教中人。但儒家现在也被称之为教，他们的任务是研习以备任用。
61、关汉卿及其元杂剧？
答：在政治上失去前途，逼使着元代一些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在文学上获得成功。他们加入了在过去无论如何也看不起的艺人行列，把两宋以来逐渐流行的戏剧剧本的写作，推向一个高峰。元杂剧的剧本，即使今天读起来，也可以看出它是把文人才气、高雅与内容上的贴近民众生活，完美地结合在戏剧特有的艺术方式中了。他们的剧本或对生活揭露批判如《窦娥冤》，或讴歌爱情如《西厢记》，或曲折的表露民族意识如《汉宫秋》，都从不同侧面表现了民众的现实和意愿。关汉卿《一支花?不服老》用敲不破、打不碎的铜豌豆来比喻自己往烟花路上走的决心，貌似破罐破摔，实际上是在向生活的说教发出嘲弄。 62、明代士人的分野？
答：明代士人群落基本可以分为正统与非正统两大分野。此处正统与非正统之分主要指生活道路和思想状态。生活道路上的正统派指那些走着唐宋以来科举仕途老路的群体；思想上的正统则或是信仰程朱或陆王之学的人士，王学由明代王阳明所开创。非正统一流有不少也是仕途中人，区别是他们不只在官场中兜圈子，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当时的生产科技及其他有关国计民生的事业上去；还有一些文人处在下层 ，但不少了不起的文学、科技名著都完成于他们的手中。当然，仕途中人文学成就不错的也相当多。思想的非正统往往是把正统的思想推进一步达到的，典型的如王学左派。而发展到中晚期，异端思想激荡在思想文学各个方面。一般而言，道德意识浓重而又伴随着异端思想澎湃，是明代思想文化的明显特征。
63、明朝在科技方面取得的成就？（科技作品和文学作品）
答：在正统学问方面不如人，但在有关国计民生的著述方面，明代称得上大放异彩。李时珍《本草纲目》、徐光启《农政全书》、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宋应星《天工开物》及朱载育的乐律研究，都获得空前的成就。需注意的是其中的徐光启，是一个天主教徒，与利玛窦关系密切，显示出西方学术的积极影响。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明代也是才人辈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及“三言”、“二拍”等名著，多为下层作家所编所作，体现的也多是社会各级民众的历史观、现实感和他们的理想道德。
64、清初三先生及其著作？ 答：明朝的灭亡，对仁人志士产生了强烈的刺激，所以在明末清初有以“三先生”为代表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反思。三先生指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曾参加过南明抗清活动，失败后隐居在湘西的山洞里发愤著书，以孤臣孽子之心反思宋明以来的心性之学，反思整个中国历史，著有《船山遗书》。顾炎武早年也参加过抗清活动，入清后拒不仕清，治学主张“经世致用”，并曾长期到西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著有《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其重要文献考据的方法，为后来清朝“乾嘉学派”
奠定了基础。黄宗羲参加了反魏忠贤的斗争，抗过清并终身不仕，著有《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在《原君》一文中，黄宗羲痛斥封建皇帝是万民痛苦之源，显示出可贵的民主思想。 65、清代学风转变的原因
答：文字狱是使知识分子走向纯而又纯的文学研究的重要原因。但清代学风的变化还有着学术史方面的原因。明朝的灭亡，教训了人们不能只是空谈性理， 还应该博学以致用。正是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考据之学渐渐兴旺起来。学者们对传统的经史文献进行了大量的考订、校勘、辑佚、辨伪和注解工作，所以称之为乾嘉学派。这一时期的文学成就，对后代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