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之意，巧妙地将帝王的自信与执着蕴含于女皇特有的虔诚中，很好的展现了其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在提倡“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封建社会中，武则天能够在诗中传达出一种“女儿当自立，女人当自强”的主体意识，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一种现代女性也未必普遍具备的心理素质。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命运不愿意创造一个伟大的女性，那么只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来创造她自己的命运”，[3]69这句话用来形容武则天一生的奋斗过程是及其合适的。
当然，这种自我主体意识一旦与至高的权力相结合，就必然膨胀成为一种专制甚至是霸道。这是过于张扬的个性与权力结合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由此造成的性情畸变在武则天的诗作中得到了不止一次的验证。有人甚至将她在《腊日宣诏幸上苑》的狂妄和异想天开都归结于其过于膨胀的自我主体意识。这也是儒家用来诽谤武则天及反对其参政的最大理由。但是客观地说，武则天不是天生的政治野心家，她只是在辅助高宗处理政事的过程中洞悉了男人的平庸与懦弱，又刚好具备了天生的抱负与后天具备的处理政事的能力，因此才萌生了代之而取天下的欲望。世人不该因为一个女人使用了一些不甚正当的手段参与政治权力的角逐而将其一生的政绩否定。感业寺中的小尼姑固然善良本分符合儒家的标准，但却撼动不了长安城外的一草一木；武则天虽然被视为牝鸡司晨的典型，但却给大唐的下层庶民带来了福祉。
其次，我们说武则天在其颂诗中体现出了对于女性权力的真正实践。在大型乐章《拜洛乐章》中，“女主”对权力流露出一种强烈欲望，“皇帝”的的形象虽然不十分清晰，但呈现一种呼之欲出的态势。尽管“她”已经具备了从政的能力，并且兢兢业业的履行自己的职责，“乾乾遵后命，翼翼奉先规”，“抚俗勤虽切，还淳化尚亏”，但却囿于时代的观念局限不能也不敢贸然的以明朗的姿态君临天下。因此，不得不对政治采取一种迂回的方式，通过所谓的“天授宝图”这种自欺欺人的把式来堵住天下悠悠之口。后人在评价这一事件时，多认为这是一出闹剧，是武则天攫取权力而耍弄的手段，却忽略了这其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女性参与政治时所遭遇的巨大阻力。在《唐明堂乐章》中，女皇帝的形象清晰明了：她身处权力顶峰，掌控着大唐的政治中枢神经，以皇帝的身份指点江山，驾驭百官，处理国家政务，彰显出政治家特有的从容风范。这种从容大气在《迎送王公》中借助四言诗的句式特点形成一种气魄豪迈的帝王气概，“君臣德合，鱼水斯同。瑞图方水，周历长隆。”展示了一个由女人开创的新王朝生机勃勃的景象，也是对那些顽固不化叫嚣“以婢为后，使皇统亡绝，社稷倾沦”，“臣恐海内失望，荆棘生于阅庭，宗庙不血食，期有日矣”的有力回击。武则天追求参与政治的意识，如果以现代社会的视角审视，无疑是极具进步意义的。但在武则天所处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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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参政却是不被社会尤其是上层社会所接受。即便是到了清代，思想家王夫之仍将武则天的行为称为“鬼神所不容，臣民所共怨”。因此，武则天能够在其诗作中表现出对权力的追逐与掌控的意识是极其可贵的。
需要指出的是，武则天诗中所说的女性参与权力掌控与现代的女性参政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它不是在女性获得普遍权利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一个人基于裙带关系的基础上夺得的。因此，它势必会受到上流社会的极力反对，有人甚至是不惜以命相搏。这是一个想要在男权社会中参与政治的女性所必然遭遇的阻力，她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如果没有卓越的政治手段，将无法应对来自各个方面的反对。
再次，在武则天的诗作中，展示了由于权力垄断而催生的畸变的女权主义。武则天出于炫耀并稳固已获权力的目的，凡是历代天子所举行过的象征皇帝至高无上的活动，不管怎样劳民伤财，她几乎都要尝试一下，《曳鼎歌》中涉及的铸鼎之事仅是其中典型的一例，此外还有《拜洛乐章》中场面奢华的祭祀活动，也显示了武则天特殊的心理结构。对权力中枢的绝对掌握，使得武则天顺利实现了从边缘到中心、从缺席到在场的转变，从一个权力的观望者转而成为其执掌者。但随着其自身权力的无限制扩大，武则天的欲望也呈现无限制膨胀的状态。她开始追求极度奢侈的物质生活并且把这些视作理所当然应该获取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她开始利用业已获得的权力来掠夺他人起码的生存权利。有一句关于权力的话是这样说的：绝对的权力，催生绝对的腐败。同样：绝对的权力，催生绝对变形的女权主义。武则天对女权主义的追求过分的侧重于权力的实践，而忽略了其他方面。一如她在自己的颂诗中表现出来的对于权力的极度迷恋。这种过分依托于权力的女权主义不仅没有普及的可能，而且极易产生精神上的危机。在武则天的《赠胡天师》中，诗人表面上传达的是对道家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于长生之术的痴迷，实则是透露了她在精神上的极度空虚与无聊，甚至是对生活现状的厌倦。“今夜津河上，延首望灵槎”，[2]31单纯的权力实践不是实现女权的最佳方式，恰恰相反，它只会让女权主义彻底的走向溃败。同时，伴随着最高政治权力的实践，武则天迅速的在诗作中表现出一种基于垄断基础上的霸权意识。在那首著名的《腊日宣诏幸上苑》中表现的最为明显：“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 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她希望以自己的意志号令天下万物，甚至是自然规律。结果牡丹因为不服其号令，而被其一怒之下贬至洛阳。花犹如此，人何以堪？她开始盲目的将自己的意志无限制的扩展，直至加诸于所有她能够触及的事物。这种试图控制一切的已经趋于变态的心理，是女权主义与垄断的权力结合之后所催生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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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因缘际会，以一个人的力量面对旧有的文化体制，以及一个偌大的封建王朝极其拥护者，这就决定了其女权主义失败的必然性。它将随着武则天的存在而达到顶峰，收益的也只是包括武则天在内的极个别的女性。但是，从现有的诗作中我们仍然可以知道，武则天对于女性的地位提高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在《早春夜宴》中，武则天以皇后身份邀请命妇与百官一起在宣正殿参加盛大的宴会，这无疑是对女性积极参与社交活动的一种鼓励。从而使得广大妇女能够走出家庭，融入社会，在无形间提高了女性的地位。同时，在武则天的颂诗中大量出现“坤德”、“太阴”等象征女性的词语，极大的冲击了当时秉持儒家观念的封建文人，对于文坛乃至整个社会风气的开放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种宽容开放的社会氛围有利于形成一种兼容并包的文化现象，对于唐代诗歌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
总体而言，武则天的行为应该是受到肯定的进步行为。尽管她混淆了权力与权利的区别（她也不可能分清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尽管她在维护自己的权益的同时损害了其他一部分人的权益，但这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实现了问鼎最高权力的女性。虽然这种畸变的权力追逐不但没有在当时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效应，甚至将后来的女性参政带到了一个死角当中，但这是囿于时代的原因，是无法避免的。
三、风格流变及其成因
武则天不同时期的诗作有着不同的风格，或情真意切，自然天成；或霸气十足，傲气逼人；或悠然自得，温润清丽。即便是在同一题材中，其诗歌风格也会随着其心境的变化而呈现微妙的不同：例如同为颂诗，但称帝前后的风格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导致这一区别的根本原因，就取决于她与权力的距离。
第一次转变是从感业寺到大明宫。随着身份地位的变化与人生观的改变，其诗作风格也开始改变。如果与其进宫之前的《如意娘》相比较，武则天入宫之后所作的《从驾幸少林寺并序》中一扫她在感业寺中为尼的凄楚不堪，而代之以从容不迫的大家风范。最后一句“风枝不可静，泣血竟何追” [2]31，包含了一种“往者不可追”的感慨之意，颇含人生哲理。由情意绵绵到从容不迫，出现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武则天地位的提升以及身处宫廷所带来的心智上的快速成熟。武则天用了六年的时间顺利完成了从寺院到皇宫、从尼姑到皇后的跨越，这对于一个原本已经被命运抛弃的女人而言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在《从驾幸少林寺并序》中，她还能够以一种感恩的心态来看待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尤其当她回顾昔日与青灯古佛相伴的孤寂与绝望时，更是把这一切都归功于佛祖的庇佑。但是，这种感恩的背后，隐藏着对卑琐平庸生活的巨大恐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对于权力的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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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渴望。《如意娘》中隐藏的那种痛彻心扉的孤独与无助，彻底激发了一个天生不甘沉沦的女人的全部斗志。这一切，迅速的将感恩之心转化成攫取权力的原始动力，武则天从此走上了一条政治上的不归路。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武则天充分意识到了自身所具有的财富，比如说先天具备的智慧、美貌、以及后天具备的政治手腕等，既可能给她带来无上的荣耀，也有可能给她带来灭顶之灾。未来的一切属于待定，一切都取决于她自己的选择。
第二次转变是在踏入权力中心之后。武则天在政治这条道路上，每距离权力中枢进一步，身上的人情便少一分。早期的她能够写出抒情诗，起码证明她心中尚有情，而到了“无情可抒”或者“有情不能抒”的时候，大唐历史上独具一格的郊庙歌辞便出现了。之所以说武则天的颂诗独具一格，关键在于她在这一传统的题材中注入了全新的性别元素。颂，是祭祀天地祖宗时念诵的条文。据《白虎通义》解释：“主者所以立宗庙何？曰：生死殊路，敬鬼神而远之。缘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欲立宗庙以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孝寄养也”[4]32。这是一种政治附属活动，在封建时代具有浓重的男权色彩，存在鲜明的性别禁忌。武则天第一次以女性的身份参与这一活动，本身就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同时，由于武则天所特有的帝王气质，使得其笔下的颂诗在大气豪迈之中兼有女性特有的浪漫情怀。武则天的颂诗可依据其风格的不同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作于垂拱四年的《唐大享拜洛乐章》。诗作辞藻华丽，用语整齐，语调铿锵，凝练有致，总体而言兼有一统天下的帝王气魄与“女主”特有的低姿态。尤其是在《拜洛》中，充满了对天地神灵的敬畏之心。其实，与其说武则天是对神灵怀有敬畏之心，不如说是她对天下百姓怀有敬畏之心。我们知道所谓的“天授宝图”只是武则天自导自演的一场政治闹剧，是其迈向帝王宝座的一个重要步骤。她利用儒家的这一传统规则，在礼乐声中一遍遍的宣传“女主”的的形象，其目的不只是为了显示女皇的威仪，更是为了借此堵住天下悠悠之口。毕竟唐代是一个儒家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时代，武则天不敢也不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接手李家王朝。因此，她不得不以一种谦逊的姿态，出现在这一活动中，并希望以对神灵的敬畏之心换得相对平和的舆论氛围。这不代表她对权力没有欲望，此时的武则天对待权力恰如对待“天授宝图”的一样：想要却又不能直接要，不要又不行。因而不得不摆出一个低姿态，挂出一个迷信的幌子，达到不能言说的意愿。第二部分是武则天称帝之后所做的《唐明堂乐章》与《唐享昊天乐》。这两则乐章一扫《拜洛》乐章中的谦逊平和，以帝王身份作诗，引用历史，叙述政绩，想象奇特，处处以太阳、月亮等自然景物为描写对象，彰显了武则天“牝鸡司晨经日月，奴婢称孤靡王侯”的非凡气概。出现诗风转变的原因无疑与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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