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佛洛狄忒、雅典娜等等这些神，因为他们跟人是同形同性的，既有人的形体，也有人的性情，所以我们觉得他们非常可爱，非常美。殷商时代人相信的那些先祖先妣，大概也是具有这样特点的一种自然崇拜。在希腊之外还有一种不能严格算是西方文化的宗教，那就是希伯来，也就是以色列。犹太也有一种宗教叫犹太教，它也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宗教。和希腊宗教不一样，犹太教是一种律法主义的宗教，这种差别很可能是由于这两个民族自身的命运而导致的。希腊民族是一个自由的民族，无忧无虑生活在爱琴海畔，其自由天性就表现在他们的神话中间，因此希腊的神都是一些欢快明朗、无忧无虑的神情。但是犹太民族，自从公元前14世纪来到迦南以后，先是被埃及人统治，后来先后被亚述、巴比伦、赫梯、波斯以及马其顿、罗马帝国、塞琉西王朝等统治。由于犹太民族长期处在异族的统治之下，所以他们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不幸意识，他们就把这种不幸根源，归结于自己的不洁，以及对上帝、对神的不虔诚，于是又导致了一种所谓罪孽感、罪孽意识。所以在犹太教里边充满了罪孽意识，一个人克服自己对神的不虔诚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严守各种外在的律法，因此犹太教充满了律法主义色彩。律法主义特别强调规定，比如这个东西不能吃，那个东西不能用，这些东西必须要奉献给神等，禁忌非常多。但是基督教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它走向了一种对形而上的超越的神的崇拜。这个转化过程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化，从自然崇拜，明朗欢快活泼的希腊多神教，以及外在刻板的律法主义的犹太教，到后来完全鄙视现实，崇尚天国，超越的基督教的转换。这个转换是西方文化在“轴心时代”完成的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个转换，使得人们不再关心现实，不再关心肉体，不再关心物质生活，人们都把眼光投向天国，这样就导致了基督教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一种超越的浪漫精神。下面我们归纳一下，在“轴心时代”，中国文化经过了两个阶段的转换，最后导致了一种关注于现实道德修为的协调的精神，即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同时，西方文化通过从自然主义的希腊宗教以及律法主义的犹太教向唯灵主义的基督教的转换，导致了人们都把眼光关注于天国，而对现实的物质生活采取一种鄙夷的态度，至少在表面上是鄙夷的态度，从而导致了一种超越的浪漫精神。这就是在“轴心时代”，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所发生的根本性的变革，一个是内敛的，一个是超越的。
下面讲一讲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官方皇帝都要祭天、封禅、拜祖、祭孔，进行这些重大的活动，于是西方人觉得这是一种宗教。但实际上，大凡儒家知识分子对以下事实都是非常清楚的：从周公旦开始，《周易》里边就有这样的话，叫“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归”，也就是说天、神、鬼这些东西无非是为了教化，我们相信鬼神，说到底只是为了劝善，不是为了信仰而讲道德，而是为了道德需要才拉出一个鬼神的幌子吓唬老百姓。这一点，儒家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表示非常清醒。因此，中国传统的真正的儒家知识分子，都是不信鬼神的，即使他们说鬼神，也不过是说给老百姓听的，以为老百姓没什么文化，容易相信这些东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十八层地狱，以及上刀山下火海等恐怖的景象，对于一个人的现世的道德行为，是具有很重要的警戒作用的。大家都害怕了，当然就尽可能向善了。所以尽管有神道设教这种现象，但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一种无神论的文化，神鬼是说给老百姓听的，真正的儒家分子不相信神鬼。
中国人真正的功夫，看起来是真心诚意，但实际上是修齐治平，这样讲并不矛盾。中国文化内敛的过程，是指中国整个先秦文化，经过殷、商、周代向儒家转换的过程。至于这个文化精神形成以后，即那种自觉的、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形成以后，每个人就只需要从自己内心去发掘，从我做起，从内心做起，从身边的事情做起，从日常事件和现实世界做起，其中最现实的，无非就是道德修养，真心诚意。修身无非就是这些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人既然把眼光都关注于内在的道德修为以及现实的经世致用的实践活动，所以就无暇去顾及六合之外的鬼神。这样，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就不至于过分地由于宗教信仰而走向迷狂。当然，中国封建社会也有很多糟粕和摧残人性的东西，这主要是从宋明理学以后，“四维八德、三纲五常”这些东西把中国文化变成了，外在的一种规范，这和儒家本意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由于关注现实、关注道德、关注于经世致用的实践动，以及非常强烈的人世精神和“陇患意识”，所以儒家知识分子总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使得他们能够投身于现实社会，投身于实践活动中，这样就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繁荣昌盛。因此相比起西方中世纪，中国文化是非常辉煌繁盛的，同时也不具有很强烈的向前追求的欲望。正如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
其哲学》里边所说，“中国人是随遇而安，得到一点快乐，就享受一点快乐，从来不像西方人那样，风驰电掣般地向前追逐”。所以这样也导致了中国文化固然在中世纪即封建时代曾经繁盛，但是到了近代以后就开始衰弱，尤其是当西方迅速地发展的时候，中国文化就相形见绌了，而且每况愈下。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儒家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既对中国封建文化的繁盛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也应该为中国文化在近代的落伍承担主要的责任。
西方文化则恰恰相反，它走向了另外一个维度。基督教文化导致了人们对现世采取鄙夷的态度，人们整个眼光都盯着天国便导致了一种宗教迷狂。宗教迷狂到中世纪以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人毕竟是血肉之躯，因此在早期，基督教作为一种受罗马帝国摧残和迫害的宗教的时候，有些少数的圣徒能够洁身自好成为一种道德楷模，并不足为奇。但是当基督教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普遍意识形态的时候，要求所有的人都像早年那些圣徒们一样洁身自好、不食人间烟火，那是不可能的。维克多·雨果说：“人有两只耳朵，一只耳朵听到上帝的声音，一只耳朵听到魔鬼的声音。”人实际上就是在上帝的声音和魔鬼的声音之间撕扯的过程。罗丹有一幅雕塑，内容是一个人从动物中间试图挣脱出来，这是对人最好的写照。人一半是动物性，一半是神性，神性把我们往上拽，动物性把我们往下扯，人一生的过程就是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挣扎，这就是我们的现世人生。既然人是这样一种状况，便不可能做得像上帝和神那样完全超脱于物质、超脱于肉体。在这样的情况下，基督教那种理想固然玉洁冰清、崇高典雅，但是它不近人情，所以如果它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形态，使每个人都认为只有彻底抛弃现世世界灵魂才能升上天堂，那么这个世界一天都不能存在下去。双重撕扯之下痛苦挣扎，最后只能导致一种权宜之计，就是普遍虚伪。所以在中世纪中后期，基督教世界整个堕落、腐化、虚伪，满嘴里谈的都是崇高典雅的理想，但实际上都是蝇营狗苟的一些勾当。这就是在薄伽丘《十日谈》里边看到的一些现象。
基督教本来是上帝设在人间引导人们灵魂上天堂的一个梯阶，结果却向人们敞开的通向地狱的大门，而教会则成为最腐朽、最黑暗的场所。用14世纪著名文艺复兴大师彼得拉克的话来说，“教会成为全世界的臭水沟，所有的污秽，所有肮脏的东西，无不出于罗马天主教”。既然基督教在理想和现实出现了明显的二元分裂，和相互撕扯的绝望境界，解答办法就只有一个，就是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自身。这种改变有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是抛弃那些虚无缥渺的崇高理想，而实实在在地像一个人一样地追逐物质生活，正如罗马的一句口号，“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这也是彼得拉克当时接过来的一面大旗。这种途径导致了近代西方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第二个途径就是真诚地信仰，不拘泥于外在的东西。对于人的基本的七情六欲，不应该漠视它，应该正视它，人毕竟是血肉之躯，不可能像上帝和神那样。尽可能把纯正的理想和一种道德生活结合起来，这种途径导致了宗教改革。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就构成了西方文化从中世纪向近现代转换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枢纽。
西方文艺复兴不完全是由于君士坦丁堡陷落，希腊逃亡者带来的一份厚重的礼物，而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因为实际上但丁、彼得拉克这些伟大的人文主义者都生活在1453年以前，都生活在13、14世纪，那时候君士坦丁堡还没陷落，所以现在学术界有以上此种说法。另一个方面，对于西方的崛起，对于西方近代或者现代的文化崛起，宗教改革起到的作用要比文艺复兴更加重要。文艺复兴可以追溯到15世纪这个被汤因比称为世界历史上重要分水岭的时期。在欧洲南部，发生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在北部欧洲发生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这两者基本上是以阿尔卑斯山为界限。宗教改革最重要的作用可以归结为三点。第一点，在德国，路德教对天主教这种虚假形式的反抗，以及对天主教的道德堕落的愤慨。路德教作为一种新教强调个人的精神自由，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与上帝交往，而不需要用教士、教阶制度，以及繁缛的教会仪式来作为中介。路德教被马克思称为资产阶级的宗教，它比较便宜、比较廉洁，资产阶级没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去搞宗教仪式，每个人觉得自己内心相信上帝就够了。一个人凭着自己的内在的坚定性，就可以与上帝直接交往。第二点，在英国，宗教改革导致了安立甘教的诞生，安立甘教又叫英国国教会、圣公会。圣公会导致了英国政治民主化的潮流，导致了国王的权力高于上帝的权力，导致了世俗国家的发展，导致了民族国家的成长。大家知道，民族国家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如果没有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所以民族国家要发展，前提就是国王的
权力必须高高地超越于教皇的权力，高于上帝的权力，这样民族国家才能发展。如果像中世纪，所有的国家都是在教皇的统治之下，那么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第三点，新教的第三大主流教派加尔文教在瑞士以及北欧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它产生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伦理精神。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做了充分地阐述。所以我们说，新教的这三大主流教派，对于西方的精神自由、民族国家的发展，以及民族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它打破了天主教一统天下的铁板一块的格局，使得宗教成为个人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与上帝沟通。这样，宗教就没有必要由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来推行，这样也导致了西方世俗生活逐渐地受到人们重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这三场思想变革导致了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政治领域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政权开始取代封建社会贵族的政权，然后导致了工业革命、产业革命。完成了这三场思想的、政治的和产业的革命以后，18世纪下半叶，一个崭新的西方工业文明开始崛起于欧洲西北部。然后，它们开始在不断地扩张的过程中，在殖民化和西方化的过程中，把东方那些传统文明一个一个从地图上抹煞。
中国文化面临着从西方来的威胁。中国文化虽然在中世纪非常繁荣，但是随着西方文化的崛起，开始相形见绌，相对落后，其结果就使得中国人进一步地深思、反思，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根本的问题，既不是在于器物，也不是在于制度，而在于中国人的观念，在于国民性。首先要对国民性进行改革，这样一种反思，这样一种更深入的认识，导致了中国历史上近代以来蔚为壮观的“五四运动”以及“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让中国人认识到中国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不仅器物不如人、制度不如人，而且精神也不如人。但是，正当中国的启蒙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由于中国殖民化程度在加深，所以一个方面中国在接受西方的东西，一个方面西方人继续对中国进行殖民主义的侵略。西方的很多东西是比中国优秀，但中国人毕竟有自己做人的尊严，有中国的人格，有中国的国格。改革开放以后拨乱反正，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又重新发现，中国要想发达、要想强盛，必须广泛吸收、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同时，通过改革开放以后二十多年的经验，又得出另外一个教训，就是如果我们亦步亦趋地跟着西方文化后头走，我们永远都只能是第二流跑龙套的角色。所以一个民族要想强盛，固然不可夜郎自大，但是也不可妄自菲薄，这两种极端都是要避免的。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经过长期的文化反思，经过近代以来惨痛的经验教训，终于悟出一条道理，就是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必须首先是以自己的传统文化作为基本的精神资源、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根基，在这个基础上广泛地吸收西方的各种先进的文化，吸收各种精华，然后在自身融合更新的基础上，继续自我完善、自我更新。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跻身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
【当茶遇到咖啡之四】
04中西文化比较新探索 辜正坤
主讲人简介：
博士生导师，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曾发表理论专著及英汉译本《老子道德经》、《毛泽东诗词》、《未来之路》等35种著作和论文100多篇。
全文：
第一，我要给文化下一个定义。我认为，文化可以分为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这里主要谈广义的文化。我认为，文化就是人和环境互动所产生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知识和技术成果，以及一切经过人的改造和理解而别具人文特色的物质对象。那么哪些东西是文化呢?说到文化，我们一般认为文化就是知识，例如这个人有文化或者没有文化。但知识远远不是文化的全部，就西方的观点来看，文化往往更加侧重人的生活方式。
第二，我要讲述文化受什么因素驱动，以及文化是如何发展的。影响文化发展的因素多种多样，这些因素形成一个因素系统。从这些无穷无尽的因素中，我提炼了九大因素，包括物理、生理、心理、哲理四个方面，具体来说就是：生态、环境横向决定律，语言、文字纵向诱导暗示律，科技、工具、媒介
横向催变律，物欲原动力律，情欲原动力律，权欲原动力律，审美递增递减律，阴阳二极对立转化律，五行选择律。
第三，我还要讲一下“文化自协调”理论。我认为万事万物都可以自我组织，自我协调，自我完善，文化也是一样。例如说一杯水泼到地面上就会向周围渗透，有时候遇到阻力停下来，更多时候则越过障碍继续前进。这就像老子所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最后，这杯水在地面上构成一个形状。这个形状有点像文化，自生自灭，自己繁衍。所以文化是可以自我调节的。
那么，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是如何自我协调的呢?我想从地理环境人手谈谈这个问题。
距今1万年前，地球上第四纪冰川期到了尾声，这意味着全球的气温上升，气温上升的后果就是人类文化蓬勃发展起来了。而后，在距今5000年的时候，全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以及中国古代文明都开始萌芽开放。这是偶然吗?这其中有一种非常奇怪的与地理尤其是与气候相对应的关系。距今5000年前后，为什么全世界各个地方，尤其是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的地域，文化发展得最辉煌?例如中国的华夏文明，西方的地中海文明。从气温上讲，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中国的气候条件、地理条件与西方不一样。以喜马拉雅山为界，喜马拉雅山以东的(中国)广大土地上，在夏天的时候，气候比较湿润，雨量充沛，农作物容易生长，生命容易发展、衍生，并且生长着广阔的阔叶林；喜马拉雅山以西刚好相反，夏季气候比较干燥，树叶特别小，多是针叶林。阔叶林产生了阔叶林文化，针叶林产生了针叶林文化。
位于地球北半球接近北极的西伯利亚非常寒冷，西伯利亚的寒流向南移动的时候，即气流经过外蒙地段的时候，往往把沙漠上的沙尘携带起来吹往南方。风沙吹到陕西、河南即现在的黄河中下游一带，由于风力不支，沙子就慢慢地往下掉，经过一两千年的时间，在中原地带积累了150米厚的黄土。这种黄土非常肥沃，适合农作物生长，因此在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的这片中原地带产生了很好的农耕文化，这种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代表、一种象征。反过来说，在西方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是地中海，地中海非常贫乏，连鱼都没有，也不能出产什么东西。地中海沿岸的那些国家的土地也很贫瘠，不生产庄稼，农业很不发达，种子种下去也只能收获一点点；而在中国中原一带，一斤种子播下去可能收获10斤粮食，当然这只是一个比方，但也说明了中西差别很大。因此农耕文化在中原很容易发展起来。
在中国，靠农业就可以生存下去；而在西方，由于土地不长庄稼，只能发展别的产业，于是畜牧业就相对发展起来了。可是畜牧业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一个地方的草被吃完后不可能马上长出新的，于是牧民不得不搬到其他有草的地方去。这种不断移动的牧民和中原一带华夏早期农耕的人的生存状态刚好相反，一个动态，一个静态。中原人愿意安居乐业，祖祖辈辈在一个地方生存下去。安居乐业很容易酝酿出一种静态的文化，而西方则容易酝酿出一种动态的文化。当然，西方这种动态的文化也不仅仅是受畜牧业的影响。地中海一带的航路很发达，不像大陆上修路那么麻烦，航海业发达就可以促进贸易业发展，使得商业发达起来。商业、畜牧业都是动态感非常强的行业，因此西方民族也是一种动态感很强的民族(the nation on the move)，这种动态的文化自然而然地与周围方方面面的因素相呼应。但不能说只有动态状态才好，静态就不好，因为一种文化模式一旦被选择，就证明只有这种模式才能够使处在这个地方的人得到最大的好处，使他们最大限度地使用地球带给他们的种种资源。所以，我们看中西文化的差异，一定要联系到这些因素，而不能简单地从理论出发。
环境还会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一种周期性的影响。在环境当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气候。5000年来，气候因素给中国的文化带来了什么影响呢?此图是竺可桢所做，如果我们看这幅图，就会发现：文化特别发达的地方，气温就比较高；而出乱子的时候，比如说农民要起义，北方的部落要攻打中原，往往就是气温很低的时候；夏商这2000年的时间正好代表中国优秀的古代文明，是高温区；到西周的时候，气温突然跌入低谷，暗示着王朝要换代了。
依次看下去还会发现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唯物主义的，为什么?因为当时气温低了以后，首先庄稼长不好，一旦庄稼长不好，粮食收成就没有了。没有吃的则肯定要出乱子，于是人民起来造反，因为“民以食为天”。即使中原不造反，北方的部落也要攻打中原。南方庄稼不生长，北方的草也不长，北方部落没办法，只好到南方来抢，而且往往抢夺得手，因为他们是一种马上部落，其机动性比安居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