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瓷煮茶，美女相陪，“往通声气”，吹拉欢歌，通宵达旦，“不知东方之既白”。七月半是“鬼节”，杭州西湖有盂兰盆佛会，为信徒们诵经忏悔，以超度其祖先亡灵，所以杭州人有七月半游湖的风气。作为一个没落贵族，张岱感受着明朝覆亡的气息，感受着家世繁华不再的落寞，他选择这样一个时间游湖赏月，可能也有一点排遣忧愁苦闷之意吧。但好在作者并没有刻意传达这种情绪，更多的是娱情山水，交际移情。因此，文人雅士之乐就表现得十分充分。他们完全不同于前面的达官贵人、名媛闺秀、名妓闲僧和市井之徒，他们似乎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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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又不看月，他们“得之心而寓之游”也。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说，“在张岱眼中，生活多是光彩夺目的，审美乃是人间至真”（《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史景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这是真懂张岱的至理名言。的确，张岱的性情，就在于山水之乐的恣意中，时间也拿不走。

第四，天地有大美，理趣各分舒。 先前的山水游记，无论怎么写，抒情性是其基本特点，鲜有人在山水中议论，或者借助“游览”讲道理。受宋代理学的影响，宋代的大文豪苏轼、著名改革家王安石，居然在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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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找到了“理趣”，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石钟山记》和《游褒禅山记》。

苏轼的游记散文并不注重说理，言情仍然是其散文的基本特色，它保留了一个诗人的抒情特点，比如《记承天寺夜游》、前后《赤壁赋》等，这些游记容情、景、理三者于一炉，烩儒、释、道三家于一篇，纵横开阖，山下古今，既有对历史的追索，也有对生命的拷问，眼界打开处，是江海广阔，心灵痛切处，是生死大悟，但《石钟山记》是一个例外。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先用一个“疑”字悬起全文，既怀疑郦道元的简略，尤怀疑李渤的浅陋，于是月夜深入潭下，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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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竟。通过实地考察，他得出结论，郦道元说的“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基本上是对的，只是有些简略，而李渤说的“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就有些不可信了，最后作者发出议论，说“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通篇文章由一个疑问起，用一个道理作结，其意显然不在于抒情或者描写，而在于说理。不过，我认为这篇文章最值得欣赏的，恰恰不是作者着意讲述的道理，而是他旷绝古今的文学才华，这就是对潭下水、石、风相搏的生动描写，“大石侧立千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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