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的探讨要到魏晋时期，其间汉代的诗论沿袭了先秦的理路，一是在提高《诗》的地位，尊《诗》为经，重在阅读功能的阐释；二是采诗制度；三是在诗外寻找艺术样式，促进赋体大兴。对赋体形式进行研究，不妨视为文学开始脱离经学，企图构建文学自己的游戏规则。 魏晋时期文人诗歌仍然有先秦和两汉采诗传统的影响，在同传统的抗争中，以旧的乐府形式写新的内容，当文人创作有信心能挣脱旧传统的束缚时，关于“诗”之为“诗”的形式论才正式被提出来，从而促进了诗歌的繁荣和诗歌体式的发展。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的成熟不妨视为文人为诗体改革的暗中尝试，故以无名氏的集体方式出现；到魏晋时才由地下转移到地上，正大光明地亮出“诗赋欲丽”的旗帜，从而将文人之诗提到与赋同等的地位。先是赋向《诗经》之诗靠近，然后是文人之诗向赋靠近，这一过程值得关注。

“诗赋欲丽”，最为可贵的是在文体自觉意识下提出来的，《典论·论文》：“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可见“诗”也是曹丕的论述对象，但他是将“诗赋”并提，有意提高诗的地位。赋在汉代攀上《诗经》，取得“赋者，古诗之流”的地位，而曹丕在这里“诗赋”并称，又希望文人创作之“诗”也获得正宗地位。这一迹象在《论文》本文中也获得暗示，曹丕评论建安七子之赋、章表书记，而独不及诗，“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七子实有诗作，在私下书信中曹丕曾予以评述，其《与吴质书》云：“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而《论文》却不评诗作，而将“诗赋”并论，其话语策略在此。无论如何，曹丕论“文本同而末异”一节在文体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在曹丕以前，人们对文章的认识，限于本而不及末，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在文学批评史上，是曹丕首先提出的，它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从桓范的《世要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到刘勰的《文心雕龙》，这些著作里的文体论述，正是《典论·论文》的进一步发展。”（注：《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第164页。）“诗赋欲丽”是在文体意义上就诗的属性所提的要求，这和以往的诗论比较，显然有了质的跨越。 “诗赋欲丽”者，“诗”主要指文人热心于创作的五言诗。以后出现的钟嵘《诗品》专论五言，与此作了呼应。因此，只有五言诗创作达到一定规模才有诗体自觉的探讨，这样说是有依据的；而关于诗

体理论的探讨又促进了五言诗的繁荣。曹丕《论文》中论建安七子独不及诗，但其《与吴质书》云：“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似乎他们并不去重视四言、乐府诗。 陆机《文赋》提出类似于曹丕的诗论：“诗缘情而绮靡”。“绮靡”和“丽”都是指诗歌要写得美丽，美丽才能感动人心。陆机强调了实现“绮靡”的途径，它是通过“缘情”来达到的，这是陆机诗论中最为亮丽的地方。“诗缘情”是和“诗言志”对应的，如果说“诗言志”是阅读诗论，那么“诗缘情”就是创作诗论；诗“绮靡”是和诗“欲丽”对应的，它又成了文体诗论。四言诗为诗之正体，和经有血缘关系，高贵而雅正，本不在讨论之列。正因为有五言诗大量创作，才有了五言诗的创作论；因为有了五言诗渐渐成为文人创作的主要诗体，才有了探求五言诗体自身规定性的文体论。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的意义在此，相形之下，关于“志”、“情”分合的讨论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

后来诗论家不断抬高五言诗地位，实在是不满于四言为诗之正宗的传统偏见。他们一边表扬四言诗雅正，其实是将其束之高阁，本质上是推重五言新体。《文心雕龙·明诗》专论五言，周振甫云：“对诗的形式的看法，他提出‘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这里虽没有贬低五言诗的意味，比起《诗品》的特别推重五言，说：‘夫四言文约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认为‘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显得对诗体发展的认识不及钟嵘的明确。这也跟他受宗经的局限有关。”（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2—63页。）其实刘勰和钟嵘的思想是一致的，刘勰非但没有贬抑五言诗，反而是在为五言诗争取地位，明确指出四言、五言各有所胜。钟嵘也非常讲究表述的策略，他只是赞美五言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而在“故云会于流俗”一语中，隐含了时人对五言的偏见。无论是刘勰还是钟嵘，他们为了给五言诗正名，都在努力搜寻五言诗出身的名分。 从名目上看，《诗品》本应包括各种诗体的评论，但实际上其内容只是评五言之诗，确实名实不符，尽管《诗品序》中做了一点提示：“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我

们一再强调钟嵘的话语策略，就是说钟嵘在推重五言诗时，也顾及时俗和传统，作了富有意味的表述。其实，钟嵘的观点和表述存在无法解决的矛盾，他就采用自说自话的方式，从“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之“诗”直接将五言诗衔接上来，先言“五言之滥觞”，再言“始著五言之目”，接着论述五言诗的生成和发展。从逻辑关系上来看，钟嵘之论实欠严谨，《诗品》中“诗”的内涵是狭义的，这也是时人观念的体现。因此，《诗品》的出现，至少隐含着这样的事实：五言诗已成为文人写作的主要样式，人们意识中诗的概念就是五言诗。无论如何，钟嵘《诗品》一出，巩固了五言诗的地位，并预示着“有滋味”的五言诗将成为诗歌体式的主流。 六、小结

“诗言志”和“诗缘情”是中国古代文论中带有经典性的命题，关于它们之间关系的讨论，遂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讨论中虽然见仁见智，观点相互冲突，而讨论的过程无疑是有意义的：其一，“志”和“情”的本义得到进一步的澄清；其二，诗歌创作中主观情感部分的审美特征描述得到进一步深化；其三，相关的诗论范畴的研究也得到进一步拓展。从理论角度看，“诗言志”之“《诗》”和“诗缘情”之“诗”的分野讨论，文论史上的“志”“情”的内涵之争，可以使人不断明晰诗的本质和功能。这样的争论具有先天的缺陷，“志”和“情”在汉语中并不是两个绝对排斥的范畴，二者皆从“心”，它们不可能如客观和主观、精神和物质那样具有比较清晰的对应关系。《孔子诗论》云：“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注：“隐”字从李学勤说，参见李学勤《〈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载《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已将“志”“情”并举。《孔子诗论》第10简说《燕燕》、第18简说《杕杜》都用了“情”字。因此讨论诗论中“情”“志”出现的阶段性意义以及“情”“志”内涵的同异，随着文献的出土将更显得困难。而诗体上《诗》和诗之辨，则较容易把握。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的意义在于：由前者主《诗经》阅读之“《诗》”过渡到后者主创作之“诗”和文体之“诗”，其间从“志”到“情”变化的意义倒相对小一些。如果将“言志”“缘情”诗论中内容的探讨转换为诗论发生时的情境研究，即将“诗言志”置于阅读背景下，而将“诗缘情”置于创作背景下，以及将“欲丽”“绮靡”置于文体背景下来关注其性质，我们就可以在多重视角中重

新审视从“诗言志”到“诗缘情”原初意义，从而进一步发现其在运行过程中所展现的不断被阐释的性质，文学史上的相关问题或许会由此获得最贴近事物原初状态的解释。 本文的结论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阅读诗论强调的是诗之“用”，创作诗论强调的是诗之“体”。“言志”的诗论在发育之初代表的是阅读《诗》的理论，故孔子只讲学诗、用诗和评诗。“缘情”的诗论在发育之初代表的是创作“诗”的理论，“欲丽”、“绮靡”则先后相续由创作诗论进而表述为文体诗论。只有在《诗》转换为“诗”以后，阅读诗论才有可能转换为创作诗论，文体诗论才有可能得到关注。

其二，《诗》、歌诗（赋）、诗的关系，呈现的是中国诗歌演变的历史过程。汉代文士先论证楚骚汉赋与《诗》的关系，认定赋是古诗（《诗》）之流，楚辞是依《诗》讽谏之义，“赋”因而堂而皇之地与《诗》并称。到了汉魏之间，人们想提高文人创作之诗的地位，便将文人之诗和已得到地位确认的赋攀亲家，提出“诗赋欲丽”的口号。在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赋评中，“丽”本来是赋的特征，经过“诗赋欲丽”的转换，则变成了诗和赋的共同写作要求。

其三，五言诗的形成问题，是文学史上的重大命题，因为魏晋以后五言诗体成为占绝对优势的主流诗体。文人五言诗的成熟为何迟至东汉末年？过去的研究一般多从诗句演进来探讨，《文心雕龙》、《诗品》都是如此，这一模式一直延续到今天。（注：罗根泽《五言诗起源说评录》汇集晋挚虞而下至近人李步霄说十三种，以及罗氏自己的说法，都是从文字形式考察的思路来探讨五言诗的起源。《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6—166页。）本文则认为，五言诗成熟晚不在于形式技能，而在于观念的落后。 其四，只有五言诗成熟以后并有相当规模的创作，才有创作诗论和文体诗论探讨的可能，魏晋人的创作诗论和文体诗论大都是针对五言诗的。先秦诗论只讨论诗的功能，易模糊不同文体之间的界线；而魏晋诗论讨论诗之为诗的本质属性，使诗的本质彰显于各种文体之中，从而区别于其它文体。曹丕《典论·论文》和陆机《文赋》中的诗论都是回归诗之体式的讨论，有先后相续的关系。诗“缘情”是过

程，是手段，是方式，达到“绮靡”才是做诗的目的，在这一层面上，它和“欲丽”是对应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