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造反开始的。”（库隆，2000：17）此后不久，另一本重要的社会学期刊——《美国社会学评论》的问世，彻底结束了芝加哥社会学的统治地位。

其二是，当时有一批芝加哥学者像拉斯韦尔一样拉斯韦尔倒向了结构功能主义，斯托弗、贝雷尔森等人都属于这一类学者。师从奥格本的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斯托弗自进入哈佛大学以后，不仅成为结构功能主义重要的工具制造者，还成为二战期间美国军方的重要顾问，主持了大量与社会学和传播学有关的研究课题。而贝雷尔森加入哥伦比亚大学以后在结构功能主义传播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二战期间，他在军方的课题中与拉扎斯菲尔德的合作使他快速步入御用学者的行列。

如果把这两件事的发生与拉斯韦尔的学术转型联系在一起，就很能说明问题。去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学者们普遍认为，芝加哥学派的衰落与其知识生态尤其是意识形态环境的恶化息息相关。“冷战中美国需要大型宏观理论来论证现存美国社会的合理合法性，同时需要一般的、普遍的理论来论证美国价值的普世性，这是美苏争夺世界霸权有关的过程。而芝加哥社会学‘面向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也经常和官方出于政治原因奉为神圣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因此受到保守派主流文化的压制，逐步趋于衰落。”（于长江，2006：7）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的揭幕，美国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芝加哥学派所坚持的那种自由主义的立场已经不能被当局所接受，而结构功能主义保守主义的立场以及其行政主义的倾向则得到了当局的肯定。于是结构功能主义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大量的项目和资金，其理论与研究方法立刻主导了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这一点在传播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当美国参战后，许多学者立即主动加入战时传播方面的研究，服务于政府机构如战时信息办公室、战略服务办公室、国会图书馆等，乃至投入反对极权主义的宣传战。??‘机构操纵’作为宣传分析时大众传媒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消失了，学者们更聚集于能使信息产生态度与行为效果内部过程、机制及因素的研究，效果不光写在研究小组的备忘录中，而且在学者们的实际研究中被不断强化和凸显。”（周葆华，2002：42）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拉斯韦尔在当时是一个现象，他标志着学术向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归附，从而在一个方面揭示出传播学术的窘境：不向意识形态低头就意味着边缘化，向意识形态低头就意味着主流化和成为真理。

结语

由此可见，拉斯韦尔值得研究的原因不在于他的被人诟病的理论框架，而是在他身上所折射出的美国早期传播思想史发展的根本历史动因。今天我们在探讨传播学的学科危机时，常常只把注意力放在理论、方法等层面，忽略了传播学发展的道路上意识形态的力量，也许历史的发展有许多偶然性因素，但主导性的权力及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传播学的理论发展方向。拉斯韦尔所提出的“五W模式” 在意识形态的支持下统治了美国的传播学就是一例。该模式“成为限定美国传播研究范围和问题的占有统治地位的范式。行为传播学开始局限于一个非常狭窄的模式中，它将传播解释成本质上是一个说服的过程。”（罗杰斯，2002：231）甚至今天的传播研究，还要受到这个僵化模式的拖累。

权力对于知识的主导作用在福柯的作品中是一个反复被强调的主题。福柯的这个观点常常受到那些像拉斯韦尔一样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猛烈攻击。拉斯韦尔从来认为自己是我行我素，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约束的研究者，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个人物，后半生却一直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引下被另一种更为狭隘的理论和方法所束缚，也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悲剧式地用自己的学术生涯为福柯的“知识—权力”论做了一个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