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帕克的观点则主要可以用来分析大众传播和宣传；如果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来分析宣传，矛盾自然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对于宣传而言，“互动”这个词在很大程度上与“控制”是矛盾的。所以，要在这个矛盾的框架下建构他的理论体系，拉斯韦尔注定做出自己的选择。

就文本而言，拉斯韦尔还是更多地倾向于帕克的传播观并将其进一步加以延伸。所以，更客观地说，早期的拉斯韦尔应该被看作是在芝加哥学派中更强调传播的“传递”意义而不是“交流”意义的学者。之所以会这样，与以下一些事实有关。

其一，帕克对拉斯韦尔的影响更为直接。拉斯韦尔受杜威的极大影响，甚至曾说是杜威鼓励他从事政策学研究的。但当拉斯韦尔进入芝加哥大学时，杜威已经离校多年，因此帕克成为将杜威思想传递给拉斯韦尔的关键人物。罗杰斯分析说：“杜威的有些思想可能通过R?帕克——拉斯韦尔以他有‘一种真正的敬重’——传递给拉斯韦尔。”（罗杰斯，2002：239）拉斯韦尔不仅上过帕克的城市社会学课程，直到获得芝加哥大学的教职后，他还曾作为政治系的教师参加了帕克组织的类似于研究生沙龙的活动。尽管米德也给拉斯韦尔开过课，但两者的互动并没有那么直接。

其次，与米德相比，帕克的思想和研究主题可能更接近于拉斯韦尔的学科视角。拉斯韦尔必然会放弃米德的思想，是因为他所受的现代政治学的训练。作为现代政治学的代表人物，拉斯韦尔把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社会精英，他指出：“政治学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拉斯韦尔的政治学，大众只是精英的反衬，因此大众不是他的主要研究兴趣。（拉斯韦尔，1922：15）因此他的研究重点是精英如何控制大众而不是强调二者之间的互动，而他的传播学也必然强调从精英到大众的单向传播而不是互动的双向传播。这种学科视角与符号互动论当然有着巨大的差别，而事实上却与帕克的城市失范与控制研究的主题有相近之处。

其三，拉斯韦尔对于心理学的兴趣，也使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排斥米德而不排斥帕克。拉斯韦尔从很早起就受到了弗洛伊德和华生的影响，而这两位学者的思想在社会心理学层面与米德有着本质的不同。米德是一位不承认本能的学者，他认为人的所有心智和行为都与社会化的互动过程有关，因此米德是不承认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的。尽管华生也不承认人的本能，

但米德并不认可华生将人与动物心理研究完全等同的倾向。华生完全否定意识而米德并不认可这一点，“米德坚决反对行为主义拒斥研究人的内部世界的倾向”。（周晓虹，1990：191）这一争执本身可以被看作是纯科学主义与具有人文色彩的科学主义之争，但这一点细微的差别后来竟成为不可逾越的天堑，成为主流与非主流的分水岭。相比之下，米德更倾向于把他的理论称之为社会行为主义，原因是，他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建立在部分认同、部分反对和批判性扬弃华生行为主义心理学基础之上的。

但拉斯韦尔似乎在骨子里更认同弗洛伊德和华生。当拉斯韦尔去掉了互动概念中所蕴含的受众的主体性后，他对宣传的看法逐渐体现出了“魔弹论”：“即使在考虑了这些限制因素并彻底去除了过高的估计之后，事实仍然是：宣传是现代社会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作为研究的结论，这一判断与导言中他所提到的具有互动论色彩的判断是相互矛盾的：“人们谈起宣传的时候，常常把它当作一种神奇的力量，似乎它可以不受时间、地点及身份条件的制约。《宣传技巧》一书有力地反驳了这一观点??宣传者是在某个具体环境中社会化的，该环境的具体特征将限定宣传者潜在的观点、想象和行为。” （拉斯韦尔，2003：176，5）马拉特认为，拉斯韦尔的宣传理论就是一种行为主义理论，它是“原始意义上的刺激—反应的机械论理论”，受众“被简化为由舆论支持专家炮制的信息的被动的接受者”。（马特拉，2001：64）拉斯韦尔后半生的研究基本可以看作是行为主义的研究，但这一转向的种子是在芝加哥大学时埋下的。

相比之下，帕克的理论并不与这些理论形成抵触，前者基本上坚守在社会学的宏观研究层面而并不常介入心理学层面的研究，因此与拉斯韦尔的心理学取向基本可以和平共处。

除此以外，在拉斯韦尔的政治与宣传研究中，马克思的社会学与哲学理论，当时流行的国际政治理论以及以帕累托为代表的具有结构主义色彩的政治与社会理论都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一些理论几乎都与米德的理论有所冲突，都为拉斯韦尔与米德以及芝加哥学派的“互动”模式分道扬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为他中年后的理论转型埋下了伏笔。

三、人到中年：拉斯韦尔的学术转向

与“互动”传播模式的告别，意味着当时传播思想已经孕育出了变异的萌芽，正在与芝加哥学派的人文主义传统分道扬镳。尽管这种变异与帕克的传播控制思想很有关系，但真正迈出重要一步的首先是拉斯韦尔。

拉斯韦尔于1938年辞去教职并离开了芝加哥大学，这一选择改变了他的一生，也改变了他的学术取向。青年拉斯韦尔尽管具备了理论突变的知识基础，但他基本上还是芝加哥学派的成员，然而离开芝加哥大学，一切都改变了。拉斯韦尔离开芝加哥大学之后真正重要的变化是他开始脱离芝加哥式的研究方式。拉斯韦尔在二战时期承担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战时传播项目”，并进行了大量有关同盟国和轴心国宣传的内容分析，作为宣传研究者的拉斯韦尔因此被华盛顿所使用，成为美国战时宣传计划的一部分。这个项目的研究标志着拉斯韦尔对芝加哥学派传统的完全背离，因为在这个项目中他采用的内容分析方法主要是定量的和统计学的。不仅如此，他在学术精神上也开始被主流的意识形态纳入正规，成为传播行政研究的代表人物。他不再拘泥于帕克、米德和梅里亚姆为他划定的藩篱，而彻底采取了行为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研究视角。从此以后，中年拉斯韦尔从研究的理论方法层面来看，已不再是芝加哥学派中的一员。1948年，拉斯韦尔在论文《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了著名的传播学“五W模式”，从结构与功能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传播问题并最终奠定了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他的这一贡献使他一举成为施拉姆视野中的传播学的奠基人。在这个框架中，拉斯韦尔试图彻底摆脱米德，将传播的互动形式简化成了单向传播的模式，并将研究的重心放在了劝服和效果之上，并直接将传播等同为控制。在博士论文中仍然强调的“环境”、“象征”、“互动”等概念统统被中年拉斯韦尔抛到一边，甚至连立场都发生了变化，把客观的宣传分析，变成了服务当局的效果研究。到了这时，拉斯韦尔才真的成了黄旦所说的那个与芝加哥学派完全无关的芝加哥大学博士。

谈到拉斯韦尔的这一重大学术转型，罗杰斯指出：“这个决定在拉斯韦尔的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代表着一种中年危机。它标志着他对政治学的忠诚中偏离开来，但倾向于更加跨学科的兴趣，并促使他20世纪40年代在开创传播学新领域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罗杰斯，2002：225）而施拉姆同样也指出：“1938年是拉斯韦尔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之

一。??他的学术生涯改变了，而且他的写作风格也发生了变化。”施拉姆认为这不仅是因为拉斯韦尔离开了芝加哥大学，而且也因为一场火灾毁掉了拉斯韦尔的所有研究资料。（Schramm，1997：3）

其实拉斯韦尔的学术转型并不是因为罗杰斯所说的跨学科的问题，在芝加哥大学，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都建立在学科一体化基础之上，拉斯韦尔倾向于跨学科研究，似乎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而施拉姆的分析则表明他对思想史缺乏起码的洞察力。一个学者离开了某个大学，并不见得因此就与这一大学的思想绝缘。这一点从拉斯韦尔1938年以后的研究中就可以得到证明。在洛克菲勒研究研讨班的早期，包括拉斯韦尔在名为“有关传播所需要的研究”的备忘录中，仍然指出传播的双向性——即传媒必须创造保持政治与公众之间相互沟通的有效途径。甚至，在迟至1948年他所阐述的传播学的三大功能中，依然还有芝加哥学派的影子，尤其是文化传承与社会协调功能的阐述。三大功能的提出与传播的“五W”结构并非呈现相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当时的拉斯韦尔还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结构功能主义者。其实这传播的三大功能并非是什么新鲜的主张，在《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中，拉斯韦尔已经提及这三大功能，因此当然不可能与他后来提出的“五W模式”相匹配。所以，拉斯韦尔的学术转型与上述两位学者的分析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我想，要解释拉斯韦尔的学术转型可能不能仅仅从他个人的原因入手。尽管在芝加哥大学时，对米德的扬弃已经为拉斯韦尔的学术转型奠定了基础，但如果没有巨大的知识生态环境的变化，这种转型不可能来得那么快，那么彻底。我觉得分析这个问题可能还得考虑两件几乎是在同时发生的历史事件。

其一是芝加哥学派的衰落。1935年12月，芝加哥学派在美国社会学界的领导地位受到挑战。这一挑战从表面上看是一场政治斗争，那些要求美国社会学会和《美国社会学杂志》不应永远被芝加哥的社会学家们所把持的主张得到了学会半数以上成员的支持，芝加哥大学的代表被迫让出了学会的领导权。然而事实上，问题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尽管1936年芝加哥学派又重新夺回了学会的领导权，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芝加哥学派的衰落可以说正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