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方言环境中，读“支”如“妓”，读“吃”如“乞”，读“薯”如“许”，凡是现代汉语拼音中的zh、ch、sh，均被音变为g、k、h，遇到介音i就变成了gi、ki、hi。按照笔者在文中提出和证明的方音构字说，在这样的方言环境中产生的表音汉字，会存在这样的特点：一些现代汉语拼音声母是j、q、x的字，其声旁字的声母属于zh、ch、sh（如形声字“妓、伎、技”，合音字“嘦”等）；或者完全相反，一些现代汉语拼音声母是zh、ch、sh的字，其声旁字的声母属于j、q、x（如形声字“吃、晌、垧”，合音字“仉”等）。在这样的方言环境中，这类表音汉字的读音与其声旁字的读音是没有差别的。只要与普通话这个语音标准一比较，就可发现这类j、q、x具有典型的团音特性。即“支、只”的读音zhī、zhǐ音变为gī、gǐ，“吃”字的读音chǐ音变为kǐ，“晌、垧”字的读音shǎng音变为hiǎng，“仉”字的读音zhǎng音变为giǎng。
三、两个来源的重要启示
1、j、q、x的实际读音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由于语音本身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受各种方言环境和语音个体差异等诸多方面的影响，音节的发音总是存在许多近似、模糊、难以确定的因素，由于两类不同来源的j、q、x（尖音和团音）的发音部位距离较远（一个在舌尖，另一个近舌根），中和状态有较大的模糊空间，人们在语音实践中很难整齐划一地找到准确的发音部位，所以，虽然现代汉语拼音方案人为规定用统一的j、q、x来代表这些本不相同的音素，但j、q、x的实际读法还是很不统一。
首先，在一些指导性的学术著作中就表现为不统一。如高明凯、石安石的《语言学概论》称j、q、x为“舌面中腭音”，而王力的《汉语史稿》则称它为“舌面前音”，二者存在着称谓上“舌面中”和“舌面前”的明显差异。在讲到发音要领时，一些新编汉语教材指明j、q、x 的发音部位是“舌面的最前部抵住或靠近硬腭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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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部”；而曲阜师范大学教务处编写的《普通话语音读本》则写道：“发j 时舌面前部抵住上齿龈和硬腭前部??；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学前班《语文》课本却又说：“j 发音：舌尖抵住上门齿，舌面高抬抵住硬腭??”。三种说法互有差异，诸多矛盾冲突，究竟谁是谁非，确实难以评断。
其次，在现实的语音中表现为更不统一。j、q、x这三个由团音和尖音中和而来的声母，在较高水平的普通话语音中，它既不像尖音，也不像团音，能较好地反映其中和状态。在一般水平的普通话语音中，会或多或少地带有区别尖音和团音的特色。而在一般老百姓那里，则有的发音部位较靠近舌尖，接近于尖音；有的发音部位较靠近舌根，接近于团音；有的发音部位出现颠倒，本来来源于尖音的j、q、x被读得接近于团音，本来来源于团音的j、q、x被读得接近于尖音。如此等等，现实语音中j、q、x读法的不统一是显而易见的。三十年前，笔者就曾在一个工厂里遇到把“键”读如ziàn的情况。当时自己就懵了，半天没反应过来。
j、q、x实际读音的混乱，还以不规范的简化汉字的形式，表现在字面上。如有人把“酒”字简化为“氿”，把“建”字简化为“”等等。这些不规范的简化汉字，就带有尖音与团音颠倒的特色。
2、推广普通话应是一项长期国策。适用统一的语音，便于人们相互交流，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对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其社会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共和国建国伊始，中央人民政府就成立了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组织专家学者认真研究，并多次召开全国政协会议讨论审议，到1958年才完成了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普通话。可见，建立这样一个统一的语音标准，是何等不易。
现代汉语拼音方案所确定的声母、韵母和声调，是通过分析汉语语音基本构成单位——音节的构成要素而归纳出来的，是构成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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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语音之“砖”，是我们研究汉语语音问题最基本的参照,拼音方案弥足珍贵。
现在，我们推广普通话已达半个世纪，j、q、x的实际读音仍较混乱。这一社会实践告诉我们，制定一个语音标准很困难，而贯彻一个语音标准则更困难。语音的统一虽是众望所归，但却要有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可以在短期内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普通话水平，但却难以在短期内统一那些世代相袭传承了数千年的五花八门的方言土语。大多数人终生的交际圈子仍然会局限在乡音母语的覆盖范围，“乡音无改鬓毛衰”的现象仍将是若干代人摆脱不了的事实。推广普通话决不是三年五载、十年八年即可完事大吉的事情。它应当是一项长期国策，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3、研究方言和古代语音必须对两类j、q、x作溯源处理。现在，我们有先进的语音记录、传播技术的支持，有现代化的网络信息技术为依托，有门类齐全的媒体作示范，有国家统一制定的语音标准可遵循，而现实的语音却仍然很不统一。由此，可以推知，在各种技术条件都比较原始的古代社会，汉语语音也肯定很不统一。所以，笔者在自己的著述中反复证明和强调：在普通话出现之前，在汉语语音发展史上，既没有客观上独立存在的标准语音，也没有人为制定的语音标准，只有方言。方言是汉语语音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式。据此，我们研究古代语音，只能从研究方言入手。而从语音的角度去考察，方言的一般表现形式就是一个字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读音。如，现实中一个“人”字，其声母就有r、y、l、 n等几个不同的音变，其韵母也有en、eng、an、ang等几个不同的音变。我们研究方言，也就是研究这些不同的音变。可以说每一种音变就是一个方言特征。那么我们怎样去描述这些互不相同的特征呢？以确定研究对象是否属于某事物或者是否具有某种属性为目的的科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比较，就是把研究对象与一个已知确定的事物作比较。研究方言语音也是一样，要把不同方言音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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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差异描述清楚，就必须有一个统一的语音标准作为比较参照物。有了这样的参照物，我们就可以首先找出各种方言音变与这个统一参照物的差异，然后再找出这些差异之间的差异，用这些差异的差异去描述各种方言特征。否则，就不可避免地会钻进用一种方言评价另一种方言的怪圈，就不可能取得统一的意见。这样的参照物，历史上没有，非普通话这个现实的语音标准莫属。普通话这个语音标准是以现代汉语拼音方案为载体的，所以研究方言，研究古代语音又必须用现代汉语拼音作表音工具。那种认为引进了国际音标，就可以抛开现代汉语拼音去研究古代语音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定会导致割断古今汉语语音联系，脱离汉语语音实际的结果。
现代汉语拼音是我们研究方言和古代语音必须使用的工具。但是，拼音中的j、q、x具有人为形式的色彩。也就是说我们在拟制拼音方案确定这三个声母时，不是对古代客观存在的实际语音的直接归纳，而是在直接归纳的基础上对两类不同音素进行了人为合并。所以这里的j、q、x不仅使整个方案平添了三个声母，而且与古代语音实际也不相符。所以我们在研究方言和古代语音时，遇到以j、q、x为声母的字，必须弄清这些j、q、x是来源于g、k、h还是来源于z、c、s。不然，一些与g、k、h和z、c、s有关的汉字读音、方言特征、表音汉字等方面问题的研究，都会走入脱离汉语语音实际的歧途，把一些本来可以解决的国学问题变成不解之谜。
如在音韵学领域，人们一直在编制等韵图。编制等韵图的目的就是要把每个声母与各个韵母相互搭配构成的音节（用汉字作代表），按照声调、等呼、韵摄等情况，用图表的形式反映出来。如果不对j、q、x作溯源处理，人们在研究这些等韵图的时候，就找不到古今语音的对应关系，无法解释韵图中与g、k、h和z、c、s有关部分的齐齿呼和撮口呼，就很容易钻进迷魂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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