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来研究“娜拉走后怎样”这一课题，然后再结合当代生活设计“出走的命运”的剧本提纲，可能思路会更为开阔。

参考资料

一、易卜生主义（胡适）

我们且看易卜生写近世的社会，说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老实话。第一，先说家庭。

易卜生所写的家庭，是极不堪的。家庭里面，有四种大恶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赖性、奴隶性；三是假道德，装腔做戏；四是懦怯没有胆子。做丈夫的便是自私自利的代表。他要快乐，要安逸，还要体面，所以他要娶一个妻子。正如《娜拉》戏中的海尔茂，他觉得同他妻子有爱情是很好玩的。他叫他妻子做“小宝贝”“小鸟儿”“小松鼠儿”“我的最亲爱的”等等肉麻名字。他给他妻子一点儿钱去买糖吃，买粉搽，买好衣服穿。他要他妻子穿得好看，打扮的标致。做妻子的完全是一个奴隶。她丈夫喜欢什么，她也该喜欢什么：她自己是不许有什么选择的。她的责任在于使丈夫欢喜。她自己不用有思想，她丈夫会替她思想。她自己不过是她丈夫的玩意儿，很像叫化子的猴子专替他变把戏引人开心的。（所以《娜拉》又名《玩偶之家》）丈夫要妻子守节，妻子却不能要丈夫守节，正如《群鬼》（Ghosts）戏里的阿尔文夫人受不过丈夫的气，跑到一个朋友家去；那位朋友是个牧师，狠教训了她一顿，说她不守妇道。但是阿尔文夫人的丈夫专在外面偷妇人，甚至淫乱他妻子的婢女；人家都毫不介意，那位牧师朋友也觉得这是男人常有的事，不足为奇！妻子对丈夫，什么都可以牺牲，丈夫对妻子，是不犯着牺牲什么的。《娜拉》戏内的娜拉因为要救她丈夫的生命，所以冒她父亲的名字，签了借据去借钱。后来事体闹穿了，她丈夫不但不肯替娜拉分担冒名的干系，还要痛骂她带累他自己的名誉。后来和平了结了，没有危险了，她丈夫又装出大度的样子，说不追究她的错处了。他得意扬扬地说道：“一个男人赦了他妻子的过犯是很畅快的事！”（《娜拉》三幕）

这种极不堪的情形，何以居然忍耐得住呢？第一，因为人都要顾面子，不得不装腔做戏，做假道德遮着面孔。第二，因为大多数人都是没有胆子的懦夫。因为要顾面子，故不肯闹翻；因为没有胆子，故不敢闹翻。那《娜拉》戏里的娜拉忽然看破家庭是一座做猴子戏的戏台，她自己是台上的猴子。她有胆子，又不肯再装假面子，所以告别了掌班的，跳下了戏台，去干她自己的生活。那《群鬼》戏里的阿尔文夫人没有娜拉的胆子，又要顾面子，所以被他的牧师朋友一劝，就劝回头了，还是回家去尽她的“天职”，守她的“妇道”。她丈夫仍旧做那种淫荡的行为。阿尔文夫人只好牺牲自己的人格，尽力把他羁縻在家。后来生下一个儿子，他母亲恐怕他在家学了他父亲的坏榜样，所以到了七岁便把他送到巴黎去。她一面要哄她丈夫在家，一面要在外边替她丈夫修名誉，一面要骗她儿子说他父亲是怎样一个正人君子。这种情形，过了十九个足年，她丈夫才死。死后，他妻

子还要替他装面子，花了许多钱，造了一所孤儿院，作她亡夫的遗爱。孤儿院造成了，她把儿子唤回来参预孤儿院落成的庆典。谁知她儿子从胎里就得了他父亲的花柳病的遗毒，变成一种脑腐症，到家没几天，那孤儿院也被火烧了，她儿子的遗传病发作，脑子坏了，就成了疯人了。这是没有胆子，又要顾面子的结局。这就是腐败家庭的下场！

（选自《胡适文存》第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有删节。）

二、娜拉（艾·赫斯特）

“我的上帝，《玩偶之家》是多么美的一出戏”──当瑞典戏剧评论家斯丹·塞兰德谈到挪威国家剧院的访问演出时，这是他激动地说出的第一句话。该演出于1939年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据称是“戏剧”史上最伟大的成功。 “观众不仅疯狂地喝彩，还用脚跺地板，并且把椅子摇得嘎嘎作响。”在赫尔辛基，演出激起同样的轰动；在奥斯陆，演出竟达上百次之多，而且把剧院从声誉不佳和经济拮据导致的不景气中挽救出来。

这一巨大成功给批评家们提出了问题，即使它得助于一个独一无二的演员阵容，首先是托蕾·塞盖尔克，那也是因为演员和导演需要某些能够有所凭依的东西，某些他们能够为之效力的东西。谁会想到，一出上个世纪的倾向剧能够产生如此直接、如此令人着迷的效果？《玩偶之家》得以产生的那种特殊环境早已不复存在，而它所涉及的问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已化为尘埃了。况且剧本还有着明显的艺术上的缺陷──尽管如此，它的生命力经久不衰，以一种独特的魅力，不断获得新的成功。不可否认的时代特点与不容忽视的有效期之间的这种荒谬的矛盾现象，要求得到一种解释。以下我们就试图进行这种说明。

首先，这出戏的效果是通过主人公娜拉产生的；成败与否全在于她的表演。《玩偶之家》很特殊的是一出主角戏，而且几乎是一出女主角戏。支撑全戏的是一种情感，它集中于一个人，并且单独从她那里迸发出来。基于这个原因，娜拉·海尔茂在欧洲的保留剧目中成为一个传统的角色；不断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演员在这个角色身上检验她们的才能。自从1879年夏天，当她在意大利的阳光下从她的大师的头脑里诞生以来，娇小的律师夫人已经飞遍了全世界的舞台，用她的小杏仁饼和她的塔兰泰拉舞置几代剧院观众于她的小脚面前。究竟是什么给她以这种活力和永久的魅力？答案并不是即刻就能找到的。从它本身的主题或形式来看，《玩偶之家》并不至于算作伟大的艺术。戏发生在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住宅的四堵墙内，描写的是日常生活当中某一特定的时间里的冲突。全戏归结为一个号召，号召改变社会，更准确地说──号召改革婚姻。就其本身来说，这也许不无道理，社会和婚姻需要不断改革，但是一种精神上的高度飞跃看起来在这个框框里并没有表现出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这个剧超过其他社会剧。

“有两种精神法律，两种良心，一种是男人用的，另一种是女人用的。他们互不了解；但是女人在实际生活中被按照男人的法则来评判，仿佛她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男人……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这个社会完全是一个男人的社会，法律是男人写的，起诉人和法官都是男人，他们从男人的立场出发判断女人的行为方式，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女人不可能忠实于自己。

（剧中的妻子）伪造签名，而且这是她的骄傲；因为她是出于对丈夫的爱，为救他的命而这样做的。这个男人却以平常人的全部正直站在法律的土地上，用男人的目光来看待这件事。”

显然，丈夫和妻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分手。如果律师海尔茂了解到真相，在他看来，他的婚姻就是建筑在一种欺骗上，因而完全被亵渎了。相反，对他的妻子来说，这个婚姻是建立在一种爱情的基础上，这爱情是如此强烈，以至她敢于迎击一切，而这种爱情恰恰是通过应受惩罚的行动而赢得了它存在的权利。 正如人们在一位像易卜生这样的作家那里所期待的一样，两人之间出现了一道任何人都无法逾越的鸿沟。娜拉表现出她内在的力量和勇气，她从发生的事件中得出结论：在思想的离异之后，她也实行了行动上的分道扬镳。她决定离家出走，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发展她的个性。

或许我们可以就此留步了，以便试探性地详细考察戏的主题的耐久性和它的范围，以及所谓男人和女人之间观点上的矛盾。对娜拉的行为和戏的教育意义进行探讨，以便可能找到解决冲突的另一种在人性和艺术上更为令人满意的方法，也许会是令人感兴趣的。但是这已经有过无数遍了，却从没有得到预期的成果──发现戏的核心。在这类无休止的讨论之后，娜拉的神秘的魔力一直还是个谜。这个谜我们要来解，而在更周密的研究的同时，谜底之所在也就清楚了。现在我们必须首先回到那个场面：柯洛克斯泰以揭发骗局相威胁，娜拉慢慢地不得不认识到，他真会说到做到。

冲突的发展表明，内在的情节走上了一个新的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向。灾难越靠近，就越显示出，它对娜拉来说不只意味着是一种可怕的威胁。这不仅是一个失败和耻辱的问题，而且涉及某些其他的本质问题：揭发就预示着将要出现一些奇迹──它一笔勾销了一切失败，使其他任何喜悦都黯然失色。柯洛克斯泰的揭发会破坏她的家庭，结束她幸福的家庭生活，但是与此同时，却向她允诺了某些伟大得多的东西──这正是她整个一生中一直悄悄地几乎不自觉地期待着的：她的丈夫将要出于对她的爱，不假思索地独揽罪责。就在这个时刻，她的生活完美无缺了，因为这样才完全符合她的期待，她就在最大的程度上享受到了爱情──那种了解一切，宽恕一切的爱情。这时候她的心灵将融入一种极乐的感觉中，这是一种在尘世预先品享天国的快乐。

等待着娜拉的是如此巨大的幸福，以至她避开了它，但是同时，在她内心深处又被它吸引着。她的一部分身心竭尽全力摆脱这种幸福，拖延和阻拦这个决断。她用一只手推开这苦酒，仿佛她并不了解它奇迹般的功能。结果是娜拉的外在的神经质的自我与她深沉的固有的情感之间的一种激烈的争斗。

即使当她再也看不到出路以后，当柯洛克斯泰给海尔茂的那封揭发一切的信已经就在信箱里，而娜拉确切地知道，海尔茂将在什么时间拆读它──即使这时候，她也不能对幸福抱有希望。“谁看到耶和华，谁就得死。”娜拉悄悄地预感到，她将会这样，因为一种如此巨大的幸福是她的情感所无法承受的，而且会把她撕得粉碎。出于这个原因，她决定比揭发先行一步，宁愿在海尔茂得知真情以前去死。

娜拉回答林丹太太的话，以及她在第二幕结束时的独白，正是出自这种自相矛盾的感觉。她说：“现在奇迹将要发生了！ ．．

林丹太太：奇迹？

娜拉：不错，是个奇迹，克立斯替纳，可是非常可怕，千万别让它发生。”

过了一会儿她平静了些。她整个人都处于一种狂喜的状态，她只希望结束。这时她又对林丹太太说：

“你不该管这件事。其实，等着奇迹发生也很有意思。”

她看看表，并且计算时间：

“现在是5点。到半夜里还有7个钟头。到明天半夜里再加上24个钟头。那时候跳舞会已经开完了。24加7？还可以活31个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