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这一“他者”文化身份大有利可图，就在于赛义德等人对西方文化传统的挑战是从边缘逼向中心的，这样一种“他者”的身份突显出少数人边缘性话语的批判性格。注意：在西方后现代怎么都行的多元语境下，这种少数人的边缘性话语往往有着重要意义，也使自己对西文文化的挑战与那些操用解构策略的西方本土后现代主义者区别开来了。其实，西方语境下的本土后现代理论与他性后殖民理论都表现为解构式的激进主义，“两者是一里一外地对西方传统文化进行解构式的夹击”。（注：此观点拙作《后现代性、后殖民性与民族性——在世纪之交，艺术创作与批评应该追录一种比较的视野》，《东方丛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期，第12页。）但是不同于西方本土语境下的后现代主义者，后殖民理论的肇事者从边缘向西方文化中心的挑战，不仅仅是为了鸣响“对帝国主义文化霸权批判”的话语，也更是为了进入西方在主流文化中寻找立足之地，最终企获西方学术界的承认。

我们应该对后殖民主义思潮崛起的背景做一次编年意义上的反思，以便我们知道定位于怎样的文化阿基米德点上来读解、操用这套话语。

毫无疑问，“后殖民主义”这一话语的当下特色正是表征在“后”(post)这一书写符号上，逻辑地讲，后殖民主义思潮崛起的前奏必然是从殖民主义思潮的话语背景那里沿伸过来的。不错，当下西方理论界在编年史的意义上汇总与讨论后殖民思潮时，已在体系和学脉的追踪上，把后殖民主义话语与殖民主义(colonialism)话语维系起来，这

正如我们在讨论后现代主义时，不能不反思现代主义。B.M.－吉尔伯特在1997年编撰、出版《后殖民批评》一书时，正是如此把自己的学术视野从殖民主义话语透向对后殖民主义话语的反思，B.M－吉尔伯特在本书的第一章即介绍了早期反殖民急先锋——诗人艾梅?塞萨尔(Aime Cesaire)，并集入了他的重要文章《殖民主义话语》(Discourse on Colonialism)。必须提及的是，殖民主义批评话语在理论、政治及意识形态上的铺设、展开，与70年代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成立当下后殖民理论文化身份的“东方”，没有任何地域和政治的关系。我们避开从纯粹军事、政治和经济层面上讨论的殖民主义理论，作为对文化与文学批评的殖民主义话语更主要是在第三世界的另一个地域文化语境下展开的，即被欧洲殖民主义者殖民以久的非洲世界。一如B.M-吉尔伯特所言：“塞萨尔努力要解放的正是这个世界，正是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以及对这个世界与殖民主义的密切关系的理解开拓了他诗人视野，而不是什么‘纯’非洲的景象。但是塞萨尔的诗学是以对殖民主义进行精确分析为基础的，在《殖民主义话语》中最为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殖民主义话语》应被看作后殖民批评的奠基之作。”（注：艾梅?赛萨尔：《殖民主义话语》(Aime Cesaire,Discourseon Colonialism)，《后殖民批评》(Postcolonial Criticism longman 1997.London and New York.p.73.）的确，当我们的学术视野在编年的反思追踪上，超越了当下的后殖民主义话语时，我们不难发现，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聚揽于“东方”这一地域概念之下的后殖民理论激情与理论思考，早在殖民主义文化与文学批评者那里

储备已尽。可以说，对后殖民理论及其成因的讨论，如果我们不在学理与学脉上追踪到殖民主义理论及艾梅?塞萨尔，这将是最大的遗憾。 需要指出的是，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不同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其更主要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欧洲及其殖民统治者的，维护本土文化的尊严。如果我们在五、六十年代的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与当下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之间给出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殖民主义文化批判更少禀有个人获取的功利性，其的确是在“二战”之后世界两大阵营对立时，左翼阵营政治话语在殖民主义理论肇事者发言中的传声。正是出于这一意识形态的过滤，所以殖民主义理论肇事者的批判性是极为纯真的，也是极有挑战力量的。严格地讲，从事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学者，倘若对殖民主义理论缺乏编年史意义上的细读，那么，他在东方大陆当下的文化批判行动中所投入的后殖民思考，只能是在一种望文生义中完成的误操作。正如B.M－吉尔伯特所言艾梅?塞萨尔的《殖民主义话语》的确应该被看作后殖民批评的奠基之作。 写到这里，我们于此必须纠谬一个正在被当下东方大陆学术传递的误读。大陆学术界在介绍后殖民理论时，总是要提及康拉德(Joseph Conrad)及其《黑暗的心》，似乎康拉德及其《黑暗的心》被当下大陆学术界彻头彻尾地打入了后殖民文学理论讨论的领地中。其实从理论思潮的价值归向上和编年意义上来划分，康拉德及其《黑暗的心》应该首先归属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英国文学批评家F?R?列维斯(F R Leavis)曾把《黑暗的心》言称为代表英国文学的顶峰之作，而实际上《黑暗的心》在非洲殖民语境下充斥着浓烈的种族主义(racism)情绪。

出身在非洲西部尼日利亚的黑人作家及批评家切诺瓦?阿切比(Chinua Achebe)正是就《黑暗的心》的英国文学经典性而给反击。在阿切比看来，康拉德的错误与西方人心中的愿望是紧密维系的，即把非洲看视为欧洲的陪衬物，一个遥远而又似曾相识的对立面，也正是在非洲的参照下，欧洲本身的优越性才能够呈现出来。所以阿切比认为：“康拉德在这部不长的作品中扮演了令人欣慰的神话传播者的角色。”（注：切诺瓦?阿切比：《非洲的一种形象——谈康拉德〈黑暗的心〉中的种族主义》(Chinua Achebe, An Image of Africa: Racism in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后殖民批判》(Postcolonial Criticism Longman 1997.London and New york.p.112.）赛义德在他的论述中始终重复的一个观点“东方神话是在西方人的视界中虚构的”，其实在殖民主义文化及文学批评理论中已是司空见惯的潜在表述了。在这里我想说明的是，讨论后殖民理论时可以谈康拉德及其《黑暗的心》，但在思潮的渊源上则要把其追溯到殖民主义批评话语那里去，并且虽然殖民主义文学批评不是解构主义的，但其仍充溢着批判的人格力量。 在《后现代主义之后》一书，王宁曾把欧美语境下的原创后殖民话语在东方大陆下的操用称之为“变体”，西方后殖民理论的东方大陆变体最多的是指向张艺谋及陈凯歌反映华夏旧日风情的电影作品。就我看来，有趣的是张艺谋及陈凯歌在西方电影节上大获成功的创作意识，似乎是步康拉德《黑暗的心》在创作意识上成功的后尘。在现代文化或后现代文化遮蔽的文坛上，越是种族主义的描写，越有可能成功。大概文明人不仅需要猎奇野蛮，也更依赖于第三世界的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