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可能非常渴望、非常快乐地顺从于越来越严重的奴隶状态⑨。因此，在现代社会建设之初，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为社会现代化著书立说、摇旗呐喊，他们对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制度的倡导与宣扬实际上是为现代社会的持续发展扫清思想障碍。但当现代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它就会按照现代社会制度自身的逻辑来运行了，价值理性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其结果就会逐步导致现代制度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现代社会中的新的制度建构也会由此陷入各种矛盾和困境之中。

二

从制度建构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来看，两者之间是相互伴生又彼此对立的。笔者认为，现代社会制度建构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之初，曾一度在反叛古典性的变革和传统社会中携手并进。然而，随着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现代社会在使人类摆脱古典文明之自然、君主、上帝的奴役的同时，又使其陷入了理性化、技术化、组织化的牢笼之中，“异化”成了现代人新的精神困境。由此，制度建构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逐步分裂甚至成为对立的两极，究其原因，是源于人类精神结构中社会性与个体性、理性与非理性的深刻冲突，也是近代以来以工具理性取向为主的科学主义和以价值理性取向为主的人本主义两大思潮旷日持久之对峙的主要原因所在。

现代社会的那种总想把一切制度化，总想制定格式简单而又内容繁琐的普适原理、规则或体制的思维方式恰恰很难胜任思考日益复杂化的现代问题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现代化正是个自身否定的过程，现代社会使得几乎每一种事情都被强行涂抹上某种主流色彩，比如说，许多事情不管原本有什么样的性质，都被政治化或者经济化了，任何东西(包括纯艺术)几乎都可能要由政治或金钱来解释。这使得非常复杂化的现代社会生活在某个侧面上表现出危险的单调。这一切都蕴藏着现代社会制度难以捉摸的逻辑：多元但是单调⑩。

其实，制度建构的内在矛盾性及其困境早为社会学家所关注。除了韦伯所揭示的现代社会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悖论以外，舍勒(M. Scheler)关于“本能冲动反叛逻各斯”的命题，贝尔(D. Bell)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理论等等，探讨的都是现代社会的悖论问题。这些悖论的一个核心就在于作为现代社会保障之一的制度建构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间的张力及其冲突。如丹尼尔·贝尔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剖析就进一步揭示了现代社会各种悖论的深层结构性根源。在贝尔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断裂。前者受制于工具理性的效益原则，后者则深受反理性的反智情绪的影响，并以追求个体的自我表现为美学目的(11)。贝尔在此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与现代主义文化之间的结构性紧张关系，实为现代化与现代性的断裂和冲突，也是制度建构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断裂与冲突。“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现代化最大的困境在于现代社会制度不断的“理性化”最终导致了人类生活的非理性化，现代人类追求个人自由的终极状态却是非个人性。这种现代化的困境深植于人性的内在冲突中，也毫无疑问地隐藏在各种现代社会制度的理性建构之中(12)。

当然，制度建构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矛盾在实践中并不是无法调和的。因为制度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有利于所有的参与者，制度能够产生出某种结果的可预期性和规则性，从而有利于制度框架中的所有参与者和行动者。此外，制度也能够澄清决策的可能范围，使得一些社会行动者不至于被纠缠不清地直接卷进任何特定组织的运作过程(13)。在没有制度规则存在的情况下，由理性的个体行动产生出集体理性的努力很可能就会变成集体的无理性。因此，制度建构中价值理性的存在，能够为工具理性的存在提供精神动力和方向性的引导。单纯地强调工具理性会带来社会的片面发展，以至于使得制度建构迷失方向，而单纯地强调价值理性也难以使制度建构具有更多的灵活性、现实性和效益性。韦伯曾由此提醒人们：“从价值理性观点上看，纯粹的工具理性是实质上的非理性”。工具理性追求目标的达成，价值理性追求固有价值的承诺，二者之间并不必然对立，

而是存在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

总之，现代社会是一个分裂矛盾的社会，现代社会的制度建构也是如此。现代制度建构中理性构成的矛盾与冲突意味着社会进化与人的发展悖反的困境，暴露了作为现代社会制度建构基石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二律背反的深刻难题。而这种悖论与困境归根结底源于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张力之中，更源于人性结构的内在冲突。当然，对于现代制度建构中所蕴含的矛盾与困境，人们也并不是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的。价值理性总是要诉诸于一定的工具理性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而工具理性从目标设定到手段选择都必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倾向。因此，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来尽可能缓解制度建构中的内在张力及其矛盾，如果现代社会的内在和谐是制度性的话，那么它就会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和自我调整能力，社会和谐而有序地运行就会更富有制度化的保障，制度建构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就能够更加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以共同维持现代社会的和谐发展。 注释：

①[英]F·A·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7页。

②[美]D·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

③[英]F·A·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3页。

④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

⑤文军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0页。

⑥刘国艳：《试论学校变革的制度基础》，《学术论坛》2008年第5期。

⑦实际上，在有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一般讨论中，学术界较多地倾向于认为工具理性具有优先地位，认为价值理性的实现，必须以工具理性为前提，如在经济学中，必须先有效率追求，才能为公平追求奠定基础。但是，韦伯却倾向于认为，价值理性比工具理性更为本质，因为说到底，工具理性是为价值理性服务的，二者是一对不可割裂的孪生姐妹。在制度建构中，价值理性比工具理性显得更为重要。

⑧[德]J·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⑨C. W. 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⑩赵汀阳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11)贝尔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与现代主义文化之间存在的深刻冲突，其结构性根源在于“依据角色和专业分工建立的社会结构与迫切希望提高自我

和实现个人‘完美’的文化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矛盾来源于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式同现代文化所标榜的自我实现规范之间的断裂。??经济与文化领域的不同原则正引导人们走向相反的方向”。参见[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1页。

(12)[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页。

(13)何俊志、任军锋、朱德米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7-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