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家长观念。所以中国以前有，现在还有。你们现在打开电视，看抗洪救灾的时候，什么地方干部救灾救的比较好，那个老农民就跪在地上，感谢地方干部说，哎呀真感谢你，给我带来那么好的救济品，给我解决什么问题。这个时候那个地方干部如果不赶快说一句话的话，他就犯了政治忌讳。他要赶快说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党和毛主席，要感谢党和总书记。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国君国父，君父才是最高的权力来源，谁要敢在他之外，说我自己作威作福，卖弄恩惠，谁就犯了最大的忌讳。所以中国古代最忌讳的就是地方长官在外面示恩，什么叫示恩呢？卖弄恩惠。关于这一点我们现在也学会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学校，我那时候作科研，我要把什么事情办好了，老师感谢我，我说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吴校长。现在我们也学会了。这样一种青天观念，家长权的观念，在今天可以说比较好的继承下来了。再比如说父母官、县太爷的观念，现在还在广泛使用。比如我们要说一个人在外面当县委书记，我们说你是某某县的县太爷，我们当父母官应该怎么怎么样，不能怎么怎么样。我的老师，曾宪义老师，有一次在北京市委给他们讲课说，你们现在可不要用父母官这个话了，说这个话是一个封建的话。当时很多人马上给曾老师递个纸条说，我们经常这样说，大家都很习惯了。这有什么错呢？我们就象父母一样照顾他们嘛，他们也很喜欢我们这样说啊！一个喜欢一个愿意说，那就是我们政治文化没有进步的一个标志。再比如说，法官办案不受诉讼请求的严格限制。这是父母官、家长制的一个典型表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办案，当事人诉讼请求说什么，你就把那个地方管下来，按照诉讼请

求依法办事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人民法院报》登的很多法官的模范事迹，常常超越这个界限。比如说你不是当事人，你不是刑事被告吗，你犯法，我来判决你。判完了以后，发现那个被告还愁眉不展，后来问他怎么愁眉不展啊？他说你看我这坐牢了，我老婆最近还跟我要闹离婚呢，她说我这个不名誉。那法官就说了：“好！我帮你的忙！我马上到那去给你老婆作工作。他虽然坐牢了，但这个人本质不坏，你最好是等他几年，考察一下。”这个法官所作的事情，远远超出正常司法权的界限。当然大家说这是个刑事案件，其实在民事案件里面也有。中国古代有这样的案子，婚姻纠纷，两家到底哪一家应该娶这个女孩，就是一女两嫁，许两家。最后两家打官司打完了，法官判决，你这两家的婚约都是不合法的。按说这个法官判决两家婚约都不合法，这从诉讼请求来讲，应该说已经判完了。但中国古代的法官不愿意这样判，把这个婚约判无效以后，他还要当媒人，当主婚人。看到这个女孩非常可爱，然后我要当父母官，当青天。我在外面发一广告，看谁的诗才好，谁的文才好，然后以这个女孩为锦标，搞一个锦标赛。谁来献诗、献赋、献词，然后大家竞争这个女孩，竞争完了以后谁当女婿，我来主婚。主婚的时候我还给你送点礼品。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古代不仅仅是文学故事，我还看到真实的案例。这样的情况在今天（还有）。比如说我知道现在有的地方，法官办案以后，老百姓的案子已经办完了，还要帮老百姓去解决各种问题：春耕物资很缺乏，老百姓家里没有牛，老百姓家里的小孩上托儿所没解决，我就帮他解决。完了以后《人民法院报》说你看，这是一个真正的好法

官，真正把老百姓的事情考虑的最周到。这就是典型的父母官青天的家长制的概念。我在看电视看到了一个镜头。一个老百姓，法院帮他把牛找回来，他就写一个锦旗：“现代包青天”。一送过去，就往地上一跪，这个法院院长马上把他扶起来说：“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党和领袖。”这个时候那个法院院长内心深处非常自豪，他就想我为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感谢我就象感谢包公、海瑞一样。所以这就是这样一种观念。我下面讲的这两个人，正是现在众所周知的现代包青天。一个是中纪委的副书记，现在退了，叫刘丽英，刘包公、刘青天；一个是河北省的纪委副书记，叫姜瑞峰，姜黑脸。后来中央电视台给他拍了节目叫黑脸姜瑞峰。你看姜瑞峰说的这个话，他自己说：“当官不为民做主，没脸回家卖红薯。”说“纪检干部应该有老包的脸，猎人的眼，海瑞的脾气，豹子的狠”。然后他说“人民把我当成青天，我觉得很幸福，是个很好的事情”。这说明这样一些人啊，我们党最好最好的一些干部，他们的思想境界跟海瑞、包公的境界基本一样。当然那要是差的干部就不用说了，你想让他到这个境界，他还到不了。

（四）第四个问题讲的是军事化的司法。就是中国的司法权有一种军事化的标志，军事化的特征。这个军事化应该说也是由来已久，我的第一段话讲的是中国古代的典籍《国语》里面的一段话，它说：“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型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在座同学学法制史，课本上有这样的话。这话说的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对敌国，对敌方的队伍用军队去讨伐，和我在刑场上对我们国

家内部的被告处刑，本质上是一回事，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那是大刑，这是中刑和小刑。只不过动刑的方式不一样，那个是在原野的动刑，这个是在菜市口动刑。就这点不一样。这样一种观念，汉人王充把它说成叫“罪人用法，诛人用武。武、法不殊，兵、刀不异。也就是说刑法和战争讨伐没有区别。而这样一种观念体现在我们司法官的（名称上），大家看，最早最早的司法官叫士，象棋里面将帅旁边的那个就叫士，有时候写成单立人的仕，其实这个士什么意思呢？就是天子身边，最高领袖身边的卫士。那么最早的法官就是（由）天子身边的卫士当的，这是个军官；然后叫司士，周代叫司士，司士也是军官，军官转为法官。军官慢慢的由王者交给他一些案子去处理，这个人就变成法官了。后来更典型叫司寇，什么叫司寇啊？在前线监视敌人，打击敌人叫司寇。到秦汉时候叫廷尉，我们知道廷尉这个职位最早可能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叫什么呢？找不到这么个职位，像台湾以前国民党有个职务叫总统府参军长，就是在总统身边的那个卫队长叫总统府参军长。我估计这个廷尉最早（也）是这样一个职务。后来慢慢的天子把案子交给他去办，他（就）变成了一个法官。中国传统上是这么回事。

当今中国我觉得这种兵刑合一比较好的保存下来了。在座的各位一起来看看这个现象像不像。我们首先讲法院的军事化。这几个现象我认为毫无疑问是法院军事化的反映。第一：法院设政治部。我们知道中国以前，只有军队设政治部。后来国家机关里只有法院、检察院、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