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显说，“当一些博导开始忙于社会兼职时，其原有的价值观就发生了改变。”

吴强（化名），刑法学专家，去深圳讲学后，便在当地开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每年有几百万元的收入，之后，索性在深圳居住了。他所带的博士生平时只能通过传真与他联系。但碍于博导终身制，法学院始终无法解聘吴振兴的博导资格。

其实，吉林大学早就酝酿着打破博导终身制的改革，并将它纳入学校整个人事制度改革中，使其小心推进，缓慢开展。“因为博导是高校中最优秀的一批人。他们有着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徐学纯说。

在此之前，吉林大学就已实行了一个博导的退休制度，规定由那些国务院学位办评定的博导在70岁退休，学校自己评定的博导65岁退休。张文显说，“这也算是打破了博导终身制。在当时也引起不小震动。”

制度的真正推进是在2004年。宣传部副部长刘晶华认为这和新校长周其凤走马上任有关。周其凤之前是国务院学位办的主任，对博导体制一直存在着看法。他到吉大不久，就给研究生院提出了一个任务，“我请他们研究一下博士生导师队伍的问题，看看是不是可以把那些不做科学研究的‘博导’解聘掉。研究生的导师不做研究怎么可以。”

首先在2004年下半年，对学校的教师职务聘用制度进行改革。按科系设定好岗位，进行全员竞聘，“即使是校外的老师，只要符合条件的都可来竞聘。”在选聘中，有180多名老师的职务受到影响，分别从教授降为副教授，从副教授降为讲师。徐学纯说，其中就有4名博导连教授资格都没评上。“那他们自然也就不能再成为博导了。”

虽然之前学校早已进行了舆论引导，张文显说，“对于一些老师而言，这似乎还是来得有些突然，但却是场不得不进行的改革。”

改革的突破和局限

黄文艺是这次改革最直接的受益者。他36岁，是200多名新博导中最年轻的之一。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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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5年之内做了5个项目，科研经费总共累计有近60万元。以前吉大有不成文的规定，一般当上教授2年后才有资格参与博导的选聘。

“如果没有制度上的改变，以目前的我来说，不敢奢望成为博导。”黄文艺说，“以前有这样一种说法，聘为博导之日也就是他的学术生命终结之时。现在这个制度似乎在做出改变这种现象的努力。”

现在，黄文艺是法学院的副院长。

胡风力也认可这个制度的总体方向。在目前的情势下，打破博导终身制是必须的。“但打破之后，如何去培养一个好的学术研究环境是更重要的。”胡风力现在已厌倦再去写些表面的、花架子文章。自从2003年从英国学习回来以后，他说他对学术研究的态度有了转变，“以前是任务，现在更多是兴趣了。”

“在国外，是允许一个博导在一段时期内不发表论文的。”胡风力说，哈佛大学一个很著名的研究政治哲学的博导在20年内没发表过论文，而一直默默无闻。“给知识分子营造一个发挥才能的环境，让他们无后顾之忧很重要。”

“但现在看来不行了。一些现实的东西又回来了。”胡风力努力让自己从理想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他不得不留出一部分精力去应付那些指标和标准。“总是想继续做学问的。所以这个博导还是想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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