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对范式的阐释有一个发展过程.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 6 2 年第一版中, “范式”是个富于弹性而又芜杂的概念, 。有人曾恰当地指出“ 范式”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的二十一种不同的含义气库恩本人后来也承认他是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运用这个术语的@ . 玛斯特曼(M . Mas terlna n ) 把这二十一种不同含义的范式按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归纳为三类范式:形而上学范式或元范式, 社会学范式, 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
于1962年英文第一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范式”的多种不同含义,产生了一些混乱,为了澄清一些混乱的地方,库恩稍后建议用“专业基质”(disci-Plinarytnatrix;另一译为“训练的矩阵”.参见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中译本第34页)来代替“范式”。“‘专业’,是因为它对一个特定学科的研究人员来说是共同的领域;‘荃质’,是因为它由一些需要单纯说明的被规定的要素所组成。由此合成专业基质,”。
当然,就经济学方法论而言,重要的不在于了解“范式”不是一种理论,而在于了解“范式”先于理论。库恩曾经自问:“为什么‘是范式或科学成就’作为专业上的权威性规定,就要比从它抽象出来的概念、定律、理论和观点更为重要呢仰。在库恩提出,然而却没有回答“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之前,玛斯特曼做了回答。这个回答是:“范式”是在还没有理论时起作用的那种力量。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托勒密的《至大论》、牛顿的《原理》和《光学》、富兰克林的‘电学》、拉瓦锡的‘化学〕以及莱伊尔的《地质学》一这样一些著作,都在一定时期里为以后几代的工作者暗暗规定了在某一领域中应当研究些什么间题,采用些什么方法.所以能够这样,因为这些著作具备两个根本的特点.这些著作的成就足以空前地把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吸引过来,使他们不再去进行科学活动中各种形式的竞争。同时,这种成就又足以毫无限制地为一批重新组合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洲凡是具备这两个特点的科学成就,此后我就称之为‘范式’”
一,“范式”不是一种理论;
第二,“范式”能在尚未形成理论之时起作用;
第三.“范式”是某一特定学术团体的成员所共有的能使他们在释疑当中、在问题选择中、在解决问题的进化过程中观点趋于一致的“那种力量”;
第四,“那种力量”既可能是“一个”范式,也可能是“一组”范式
经济理论如果从早期重商主义算起,已有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史,仅现在存在、并起重大影响力的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就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如果把“范式”定义为“理论体系气那么上面这三种经济理论体系就为三种不同的“范式”。但是.且记,库恩的“范式”不是一种理论体系,本文所用的社会学含义的“范式”是不同于理论体系且先于理论体系的.这恰恰又是“范式,的作用的基本前提条件。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三种不同的理论体系,但不是三种不同的“范式”。
总体而言，库恩的“范式”是指在某一阶段，在科学共同体的理论体系下的一整套的原则、
理论、方法。“范式”具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第二，“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的问题”。
范式调整既有量的规定性，同时也有质的规定性，但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比较又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更注重量的积累，当量变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而引起质的飞跃，飞跃的结果是感性认识升华到更高层次的理性阶段。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否定是否定之否定，是扬弃，而不是全盘的抛弃，而库恩的范式变换则否定量变的积累，认为质变是根本性的否定，即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根本转变。
一是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形成与演变。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经历了多次的重大的变化。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也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从重商主义、重农主义阶段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是范式形成的过程。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年）所提及的斯 密教条是西方经济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他的劳动价值论和以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的学说，为经济学确立了公认的学科框架，此外他的企业理论学说突出了分工与专业化在既定资源下的配置与效率问题，李嘉图、西斯蒙第、萨伊、穆勒是斯密的追随者，并增添了资源稀缺性的条件。尔后杰文斯等人倡导的过际革命对斯密范式进行了增补。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所产生的凯恩斯主义则是对古典经济学重大的革新或突破，古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不能解释失业与过剩现象，而凯恩斯则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论”，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撑。萨缪尔森等将以上理论综合通称为新古典经济学。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世界运用30多年以来却遇到了前所未有麻烦，凯恩斯主义并不能解决经济“滞涨”现象，由此一系列新理论应运而生，如货币学派、新自由主义、新制度学派等。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还诞生了新凯恩斯主义，以复兴凯恩斯主义。而以罗森、贝克尔、杨小凯、博兰和黄有光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复活古典经济学，通过这种分析方法，他们发展了新兴古典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历次的重大变化，反映了库恩理论中的范式调整或转换。在两次革命之间是常规科学阶段。例如，斯密范式形成后，经济学家在该范式的指导下，先后形成了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分配理论、均衡价格学说，一大批的经济学家为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得到了经济学专业共同体的确认与共同的遵守，而一系列理论也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可以说是西方经济学的革命，今天新古典经济学仍占据着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面对一些新的冲击，它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
尽管西方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些观点或理论的重大变革，并在理论体系方面有一定的调整，有学者称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三次革命，应该说这是西方经济学内部的理论体系的局部调整。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变革并未脱离其基本的理论框架，而只是内部的重大变革，尽管有一些非主流的学派，但大多数的基本理论框架仍旧未变。
二是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在我国的形成与演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科学成分的基础上形成的，运用全新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采用历史和逻辑的方法，科学地考察经济社会的发展，把物质生产活动作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从物质生产活动出发说明经济社会的基本结构、经济范畴的形成与演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揭示经济运动的本质为己任，但也不排斥现象的表面联系。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坚持量与质的统一，既注重对事物质的分析，也注重对事物量的分析。马
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的西方，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考察提出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观和资本、货币的概念，说明了在一定生产方式下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和作为劳动过程与价值增值过程相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自1949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是我国经济学的主流，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教条主义制约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面对新情况新问题，马克思经济学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1970年代末真理大讨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同时也给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经历了较大的飞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增添了新的内容。邓小平1979年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副总编、1985年接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时，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点。1922年他更从理论上阐明了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调节的方法和手段问题，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邓小平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经济学的重大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不断地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盛，我们必须正视它、理性地对待。“郎顾之争”、“丁学良评论”、“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理论经济学界的“范式危机”。与其说“范式危机”是某一理论范式的危机，不如说中国经济学面临的是各种“教条主义”经济理论范式的总危机!。教条主义主要在两方面得到反映，一个是迷信、空谈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一个是把西方某些学派、某些理论或者西方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为教条，以指导我们的经济建设\。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对的，同样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和不准定性，人们认识事物或掌握某种经济规律不可能一次达到，因此面对经济的反常现象并不能突破原有的范式，而只是范式的常规科学阶段。正如西方现代经济学经历了许多重大变化或者叫范式革命，但其基本理论框架仍然如此，同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也有理论的突破，但它是辩证的发展过程，基本内核仍是我们从事经济工作的指导原则。“
在诺贝尔颁奖典礼的致辞中，贝克尔提出，经济分析本身并不探讨主题，也不是用来阐释“经济活动”的数学方法。确切地说，经济分析就是以另一种略微不同的方式审视世间万物。经济分析是一种系统的方法，用来描述人们是如何作出决策、改变主意的；描述人们是如何选择恋人及结婚对象的；描述人们为何憎恨某人，甚至不惜干掉某人；描述人们在偶然发现一大笔钱时，是决定偷走一部分，不去动它，还是掏出自己的钱放进那笔钱中；描述人们为什么对一件事充满恐惧，而对另一件略微不同的事情却又如此渴望；描述人们为什么要对一类行为予以惩罚，而对另一类与之相似的行为却予以奖励？
贝克尔（GaryBecker）的贡献在于经济和社会学交叉领域，特别是他对家庭的经济研究，他不仅分析了家庭的经济行为—劳动供给、消费、家庭生产、家庭储畜等，而且他还分析了其他经济学家从未分析过的领域—教育、婚姻、养儿育女、离婚等行为。他的研究表明人们在经济133上的考虑如何影响这些行为，他的分析还表明市场体系之外个人之间的“相互性的社会影响”。正如诺奖授奖致辞中所说的那样，贝克尔“将微观经济分析拓展到了人类行为以及人们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比如非市场行为的领域”。今天，贝克尔的影响已经大大超越了经济学的领域，特别是他在社会学领域已形成了所谓的“理性选择”学派。1991年诺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Coase）的贡献在于经济学、法学和组织学交叉领域，特别是他的研究表明厂商边界的决定性因素，他的研究还表明单个代理人之间的自愿性契约是如何解决生产的外部性问题，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污染。他的这些贡献在他的获奖致辞中有所体现。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实际上由两个独立的论题组成:其一是有关划界(划分科学和非科学)的论题,其二是有关方法论(科学应该如何实践)的论题。划界论题是,一个理论要成为科学的,它至少必须潜在地可由经验观察加以证伪,这就是说,至少必须存在与该理论相冲突的基本经验陈述。当然,划界标准不要求任何人实际上已经尝试证伪该理论,而仅仅要求在逻辑上可能这样做。尽管波普尔的划界标准在哲学中一直是广泛争论的主题,但在经济学中,它很少成为争论的问题。对经济学家而言,更为重要的是方法论(在理论之间进行选择,而不仅仅把它们标示为科学的或非科学的),而波普尔的方法论要求科学理论的实际的可证伪性(而不仅是逻辑上的可证伪性)。简言之,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要求科学知识的探索以如下方式进行。科学家从一个问题情境(要求科学解释的某种东西)开始,并且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测,这个猜测可能提供问题的解决办法。然后,通过把它的结果和相关的经验资料相比较,该猜测得到严格的检验。证伪主义程序的最后一步取决于理论在检验阶段如何表现。如果理论的含义与证据不一致,那么,猜测就被证伪,并且它应该被新的猜测取代。如果该理论不被证据证伪,那么,它就被看作得到证认(becorroborated),并且它暂时被接受。鉴于波普尔的可错论,这种接受永远是暂时的。方法不保证幸存的理论是真的,而仅仅保证它已经面对顽强的对手并且获得胜利。
波普尔之前的逻辑实证主义传统主要关注科学知识的理论辩护问题,这种科学知识的辩护无法给经济学家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导,而波普尔的相对直接并且容易应用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满足了经济学家在经验探索中对方法论规则的需要。证伪主义方法论本身存在许多问题,它尤其不适合经济学。对证伪主义在经济学中的适用性问题的探讨直接涉及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作为科学知识增长的一般探讨的合适性问题。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第一个困难来自所谓杜恒—蒯因的“不确定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没有任何科学理论总是在孤立中被检验。一个否定性的检验表明,至少检验系统(理论加上辅助性假设)的一个要素与证据相冲突,但这并不必定意味着该理论是成问题的。波普尔意识到不确定问题,他的解决办法是,把所有的辅助性假设看作不成问题的背景知识,把反驳归于理论。这样,波普尔就把证伪主义变成一种约定主义的哲学探索,他的“证伪“也就成为豪斯曼所谓/约定的证伪0。[6](P105)然而,问题是,正如经济学哲学家豪斯曼所指出的,这个约定主义步骤在对证伪起作用的同时,也对确证起作用。/如果允许把背景知识包括在某人的前提中,以便使约定的证伪成为可能,那么,人们同时也使约定的证实成为可能。约定的不对称论题失效,而波普尔也无法为科学家只应当寻求证伪这个主张辩护。这样,用证伪取代证实的整个证伪主义方案就被大大削弱。 在经济学中,不确定性问题尤其突出。首先,经济学中的人类行为的复杂性要求使用许多初始条件和强有力的简单化假设。某些限制性条件可能实际上是假的(如商品的无限多样性),某些假设可能在逻辑上是不可证伪的(如最终收益递减假设),而另一些假设还可能在逻 辑上可证伪但在实践上不可证伪(如消费者选择理论中的完全性假设)。即使在假设和限制条件能够得到检验的地方,由于缺少可适当控制的实验环境,这种检验是非常困难的。其次,关于经济学的经验基础有许多问题和分歧。人们总是可能争辩说,所观察的东西“实际上不是“非自愿失业或”实际上不是“经济利润,等等。尽管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不要求经验基础”不可矫正“,但他的约定主义要求经验基础具有普遍接受的“约定性”,而在经济学中,甚至这种约定也经常无法获得。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第二个困难在于,经济学方法论家对待波普尔的“观察陈述的理论